人世，就是这么难以琢磨，越是战乱，越是昂然好学。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学，学术空气更浓，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就铺开写作摊子。就在这时，哲学教授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把悲愤写进了书里。有人问，为什么给这部著作起了这么一个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
1935年，华北形势不好，日本人可能要侵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计划，在长沙设立一个分校。长沙分校的筹备主任，就是我叔父叶企荪。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叶铭汉院士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闻一多曾给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过一封信，记录下了长沙临大的景象——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蒋委员长曾经住过，但这房子并不好，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劈劈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便掉下一块——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克南京，进逼中南，长沙变成了前线。蒋介石急忙下令，长沙临大再次转移，抵达云南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春天，西南联大在昆明火车西站附近的农业学校，选定第一个落脚点。很快，西南联大组建完毕，梅贻琦是校务委员会主席，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吴有训是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杨武之担任数学系主任。
为了解决联大的学习资料问题，朱自清从北京带来3万册图书，但7000册运到重庆时被日军炸毁，此事心疼坏了入学之后的杨振宁。
1938年秋天，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同等学力”考入联大物理系。杨武之是大数学家，但他教给儿子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此刻，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因为在1938年的中国，数学显得太不实用。杨振宁的志愿，本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前，改成了物理系。
或许联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并不这样想，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会覆灭。于是在炮声中，他继续写着《青春的岁月》。据说，朱先生讲诗歌欣赏，1小时只讲了4行，听得人心驰神往。
还有，联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让人心驰的，不光是他的课，还包括他的英俊和一米八的高大身躯。那个时候，凡新生入学，必有高年级学生告之，陈教授上课，必在第一堂课转向黑板，写一个大大的“Want”，然后笔直地转回身，开始讲课。让女学生们迷蒙的是，陈先生40岁了，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还有哲学教授金岳霖。每讲第一堂逻辑课，金教授总是举例，“今天天晴，我上西山”。高年级学生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新生，所以经常是金教授刚说出“今天天晴”，学生们紧接着一齐喊：“我上西山！”
那时，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昆明。每逢警报响起，联大师生都要向学校北边的坟地跑，时称“跑警报”。有一次，金岳霖跑警报，把《知识论》手稿坐在屁股下面。等警报解除，金岳霖抬屁股就走，丢了全部书稿。但他不屈不挠，在艰苦的环境中，再次写出《知识论》。
1940年，日军隔金沙江而望。这使联大师生有了真正的动力，就像他们在联大校歌中唱到的，“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可以说，1940年既是西南联大最困难的一年，恐怕也是全中国最困难的一年。昆明人跑了一大半，民生凋敝，百业俱废，而联大师生的热情不减，学风甚旺。联大八年，是梅贻琦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他在1941年一次会议上说，在风雨之秋的中国，清华像一只船，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惑，但我们相信，不久就会天明风定。那时，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
有一天，杨武之拉着杨振复，去远处的大堤散步。3岁的杨振复忽然说，“将来我长大了，爸爸长小了，我也拉着爸爸去大堤散步”，杨武之听罢，不禁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