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胡适，为《留学生季报》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没什么反响。后来，胡适把它抄录了一份，寄给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没想到石破天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难文章。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第二年，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此前此后，这些人汇聚北大，终于把旧北大变成新思想的传播中心。
1918年，北大一共有90位教师，平均年龄30岁出头，其中刘半农和胡适27岁，徐宝璜只有24岁。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北大的本科生，平均年龄也是24岁。这年秋天，蔡元培校长委托徐宝璜，创建“北大新闻研究会”，北大图书馆书记毛泽东，一边在哲学系做注册旁听生，一边做徐宝璜的注册学员，此时毛泽东已经25岁。
蔡校长倡导“平民教育”，世人皆可在北大自由听讲，以至于北大的旁听生中一样人才辈出。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大作家茅盾，是北大预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沈从文，是旁听生；抗战期间曾在西南联大做教授的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曹靖华也是旁听生，曹靖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常年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
蔡元培还为工人阶级创办了“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1918年冬天，北大在天安门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演讲大会”，蔡元培两次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在他的邀请下，马寅初、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纷纷发表演讲。蔡校长把这一系列演讲活动，称为中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在蔡元培支持下，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和外文系学生许德珩，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毛泽东参与其中。实际上，蔡校长并不赞同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他主张“潜修”，以备未来报效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容忍政府镇压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中国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喜气洋洋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并不因为是战胜国就能拥有和西方列强同等的权益，这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外交部长陆徵祥是中国首席代表，去参加巴黎和会，他没能说服西方列强抵制日本，把德国战前在山东的权利收归国有。1919年5月1日，陆徵祥回电请求处分，同时说，如果不签署这个吃亏的条约，对以后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对关税自主都非常不利。京城一时传言四起，在痛骂日本的同时，也指斥过去曾和日本人谈判过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说他们卖国通敌。
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蔡元培也叹息着，把外交失败的消息通报给历史系学生傅斯年和外文系学生罗家伦。
每年5月7日，北大都要搞“国耻”纪念，声讨袁世凯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跟日本谈判“二十一条”。如此，北大本来就在议论纷纷，计划去天安门示威，得知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更是急迫地想保全山东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