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留学生会馆03

  

学生会馆。(到了1903年的旧历正月初一日，留学美国的严一所著《进化要论》出版时，就由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译书汇编社发行了。由此可知这个社已迁到留学生会馆去。)

继《译书汇编》后有《游学译编》，其发行所是湖南人组织的湖南编译社。《游学译编》第六册(1903年3月)封面里有特别广告，说：

本社编辑部现移置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凡有意惠函请迳寄此处为祷。

在这册的通告中刊出了《劝同乡父老送子弟航洋求学书》一文，长达26页。[1]可说是较会馆的《招待规则》更为亲切周到。

在这杂志中所见的会馆名称并不一致，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支那留学生会馆、中国留学生会馆三种称呼；而其他刊物亦有类似的称呼，但以称清国留学生会馆者为最多，大概这是当时正式的名称吧。

自始即以留学生会馆为发行所的有福建留学生组织的闽学会。此会亦有发行单行本。

湖北法政编辑社亦设在会馆中。出版讲义式的《法政丛编》24册，及其他刊物。

早稻田大学学生卢弼等于会馆中设政治经济社，翻译出版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书。

留学生会馆不仅是这些团体的根据地，个人刊行书籍时，亦多以此会馆为发刊所或经销处，不能一一尽录。

留学生办的杂志《江苏》和《湖北学生界》(后改题为《汉声》)的出版部都是留学生会馆。这虽是地方性的杂志，但事实上它们的水准却比中国国内的杂志还要高，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大量购买这些书和杂志后，兴冲冲地走下皂荚坂的留学生中，鲁迅也是其中一人。这些书刊藏在他们的归国行李中，流传到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将新文化的气息传遍中国。

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这样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05年，当反对《留学生取缔规则》运动发生之时，各省代表曾于12月3日在这会馆中商议对策。由于日本政府当局拒绝了留学生的要求，留学生决议集体归国。在12月24日发出的“总会公布”[2]中声明：因为一齐归国，已将留学生会馆移交屋主。但翌年又因很多留学生重返日本，会馆得以仍旧继续维持下去。不过，会馆结束的原因，却已蕴藏在这次事件中。

日本既然独占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西洋诸国自感不快。在那时候发生了这事件，各国当然拍手称庆。在事件初起之时，美国政府已通过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进行活动了。该协会派出赖安博士及张佩之前赴东京，在美国驻日大使协助下，对清国驻日使馆及日本各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学习情况及生活情况等展开详细调查。1906年春，在神田的日本青年会馆中有华人青年会的组织，此即后来之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

该会因教授英语，吸收了很多会员。1907年，在早稻田设分会。1910年，更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立，设本部于北神保町，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从出版的书籍刊物来看，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最盛时期是1906年。到了1907年，会馆出版的书却只有《最近统合外国地理》(山上万次郎著，谷钟秀译)和《东语简要》第四版两种，似乎都是无关重要的书。约在这一年的前后，皂荚坂上的清国留学生会馆似亦由衰微而至关闭。以后，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成为留学生聚会的新场所。

在大正时代，北神保町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中华青年会馆)，成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西伯利亚出兵和反对日本其他的对华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参谋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