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气魄”。譬如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即使“身不关己”，也应当予以关注，如以上提及的美国人的德国留学史，就颇值得探究；同样，日本在近现代崛起过程中求知于世界的留学史，也足为中国人留学史之最佳参照。即便是在我们已有相当积累的中国留学史领域，也要特别强调一层“重思”的意义，至少应当注意到涉猎国别的全面性，即由欧洲主要国家如德、法、英拓展到美、日、俄等世界性大国；并进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埃及的中国人留学史。此中特别强调的是留学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结合，特别注重国别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意义。
二是宏观与个案。在强调国别史研究的同时，在现阶段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性研究，也就是说要将留学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相当数量的个案之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与大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融通维度。这既包括对重要留学人的专门研究，如以陈寅恪为个案，考察其留学多国的阅历；也意味着推出新的研究范式，将留学人留学不同国别、不同大学而获得的不同思想资源转化于现代中国文化场域实践过程之中，如以吴宓、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研究，就应更看重其分别师从白璧德与杜威的背景，而归国后又分别为“学衡派”、“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史位置，将美国自身思想路径的分化（背后涉及欧洲文化内部异途的世界性思想潮流变更）与中国的思想分化充分结合，将现代中国更具体地落实到世界场域之中去。
三是现代与传统。我们在考察以现代为主体的留学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复归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思想资源的主动汲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沉入历史”。譬如对于中国而言，更长距离的留学史迹需要仔细爬梳，如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留印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而日本留学僧、留学生的来华历程，同样也值得细加清理。而注意到现代的维度，则涉猎范围既以文化史、思想史为关注中心，同时又更加关注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动功能，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文化史研究通过思想史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留学史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提供一种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主要文明成长过程的新的观察角度，或许，可以由此更好地揭示出发现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可能。至少可以承认的一点是，舒新城当年所指出的事实至今并无根本改变，即：“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1]留学史研究的意义显然并非“无足轻重”。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不曾辜负了留学史上那些星光闪耀的前贤巨子！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
[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