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着可以偷偷溜出家门的地形之利，我们隔三差五就干一次冒险活动。有时候没有枣可偷，就去夜袭人家的自留地。把人家种的萝卜之类拔上一把，然后找个没人的水龙头，把萝卜洗一洗，就在黑地里啃起来。这些事情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们干了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够得上半个强盗，心里颇为得意，自觉虽然比不上侠盗罗宾汉，起码赶得上鬼子汉奸的夜袭队。不知是否因为夜袭行动给我们增添了营养，我们平安地度过了困难时期，日后还长得肩宽膀大，身材魁梧，像两条车轴汉子。我有一米七八高，小波竟长到一米八六，站在人群中，很有点鹤立鸡群的意思。
当时我父亲常常发表些文章，挣了不少稿费，用我们的说法，就是“颇积了几文村钞”。他花起钱来是毫不吝惜的，除了买书之外，其余都用来填了我们的肚子。按照他的哲学，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切切不可亏负了自己。可惜那会儿差不多的东西都要票，光有钱买不到能吃的东西。记得有一回我们的八叔由四川到北京，看见我们这帮孩子一个个饿得一副猴像，就上街跑了一圈，只见吃的东西样样要票，最后捧了一大盒冰棍回来。可是那冰棍是糖精兑水做成，按今天的说法，属于零卡路里食品，用来减肥倒合适，所以也就跟画饼充饥差不多。有一天，我父亲大概是攒了一笔钱，要带上全家到四川饭店去吃饭。那时候下馆子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常言道：八级工，抵不上农民一垄葱。听说有个老农民抱着老母鸡上街，一只鸡就卖了一百五十块。由此可以想见饭馆的价码。
四川饭店属于北京的一级餐馆，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听说因为中国的高层领导有不少四川人，而北京没有一流的四川馆子，就从四川抽调了一批高级厨师进京，开了这家餐馆。它在西绒线胡同，离西单不远，是我父亲最钟爱的馆子。我们早起坐车进城，拐进胡同，还没到四川饭店门口，就看见蜿蜒的人龙排出门外。原来在这里吃饭是要排队的。这是个气派的四合院，朱红的大门，前后两进，或者是三进，当年可能是什么高官显宦的府邸。好不容易排进了门里，只见院里的正偏房都以走廊连接，有点像颐和园的长廊。我们坐在走廊的油漆栏板上，一点点顺着廊子向前挪动。闻着里面冒出的阵阵香气，看着服务员端着盘子进进出出，真个是馋虫拱动，度日如年。最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屋里，由服务员带领来到桌前。我们本以为可以像花钱的大爷一样昂然入座，就等着来人伺候了，没想到此地还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可以叫作二梯队制，又有点像金庸笔下温氏五老大战袁承志时的双圈阵法。我们到了桌前，只见桌边的食客正觥筹交错，毫无离席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像他们的跟班一样，在椅子后面站了一圈。看看别的桌子，和我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只见那屋子里，高高矮矮，或站或坐，满腾腾的都是人。过了一会，我们也看明白了，这儿实行的是篮球场上的紧逼盯人战术，外圈的每一个人都盯牢了内圈的一个座椅，有的人还伸手抓住椅背，生怕它们长腿跑了。我们站在那儿，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向内圈那些吃饭的人。记得一个苏联诗人有这么两句诗：“工人同志，你不要看克伦斯基那张大嘴”，可是我们就是忍不住要去看那些一开一合的大嘴。眼看食物从盘子里被夹起来，在空中颤颤巍巍，哆哆嗦嗦，汪着亮晶晶的油汁，一箸一箸填进口中，接下去的相应感受却不属于我们，因为它们已经脱离了视觉的范围。这真是一种在视觉和味觉之间的残酷割裂，口水无法控制地大量涌出，只好一次一次咽下去。那副饿鬼般的馋相想必相当难看，不知吃饭的人看见我们的尊容作何感想，看见我们这样毫无礼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们的嘴又作何感想，是否会倒足了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