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舞：冒昧地问一下，您家里有多少藏书呢？
洁 尘：我们家有3万册藏书，我先生也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读书。
燕 舞：哦。喜欢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早期，您不掩饰“她的人比她的作品更重要”，而且津津乐道于她复杂的感情纠葛。这种对“人之常情”的肯定与张扬是否是一种变相的“精神撒娇”，是否成为拉近与读者心理距离的一种“讨好”？
洁 尘：如果阅读效果是“精神撒娇”，那肯定不是我刻意为之。我那样写是因为我喜欢而不是故意讨好。阿赫玛托娃现在已经是文化符号了，不仅仅是一个经典作家。对她的解读，自然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每一个人的作品背后是她的人，除了政治的影响外，她的感情倾向对她的写作肯定也有很大影响。我不是一个学者，这方面就有解读的自由。整本《提笔就老》，有些地方难免有些八卦。八卦实际上是人性的东西，蛮好的，至少可以让读者比较会心。
燕 舞：您的用词也是我留心的。提到您丈夫时，您更多地使用“夫君”而不是更通俗更流行的“先生”，您还用“同业”代替“同行”。这种用词的讲究是出于对语言粗鄙化的自觉抵制，还是无意识的？
洁 尘：我估计这方面可能有一点有意识，最后变成了无意识。我偏爱一点新鲜的词汇，但前提是准确。比如“同行”用得太多，但“同业”这个词比较新鲜又能准确表达意思，我就用。我用“夫君”比较多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为了传达我对我先生的敬爱之情。
我有女性主义倾向
燕 舞：您最打动我的是对自己身为女人的性别意识的极力强调和张扬，您偏爱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孕妇”法拉奇，而不是写《风云人物采访录》的“名记”法拉奇。这让我惊喜地联想起林贤治先生在新著《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评价法国女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时的判断：“她没有妻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女儿天生柔弱易感，且倾向于独立；母性博大温厚，是无限的给予。教师品性可以看作是母性的转移。妻性不同，代表的是依附性、封闭性、奴隶性；她终身未婚，在意识深处是否潜藏着对妻性的逃避？这是可能的。”
那您是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作家么？如果您觉得这个概念需要严格界定，那就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女权主义。本年度最火暴的“超级女生”李宇春最终拔得头筹据说就是因为她的中性之美，您是不是不喜欢？生活中培养儿子毛毛，您会不会有意识地塑造他阳刚的一面？
洁 尘：其实林先生那段话蛮有道理。薇依是否有妻性，她逝世得早，可能没有表现出来。她也是有爱情的。林先生说的几个点如“妻性”、“女儿性”、“母性”，说得蛮好。我愿意用女性主义置换女权主义。别人也常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我说我有女性主义倾向，但旗帜还不鲜明。年轻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张念前些时从上海来成都，她说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论男女，其实都是女性主义者。我比较赞同。在男权社会如何维护女性的权益，如何获得独立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上是把女人还原为人，而不是仅仅相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独立人格，女性主义的内容太多了。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或者精神上，我对女性主义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我尽量摆脱男权的背景。说到李宇春，我给9月号的《书城》还写过专栏《2005年夏天的集体晕眩》，被“玉米”们转贴到她们的论坛上。第一眼看到李宇春，真让我心里一凛：呀，多好看的人！再一想，心里又一麻：为什么我没觉得这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呢？如果我觉得她像一个好看的男孩也可以啊。但我没觉得，就觉得这是个好看的“人”。我也在博客上说：“我爱李宇春！”
对于李宇春我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应该说，对张靓颖的喜爱是在常情之中的。出离常情的特别的是李宇春，她在女人心目中的形象，并非一个21岁小女孩的可爱动人，而是拥有一种情人般的魅力。她身上有一种纯粹的中性气质，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光芒，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神性的东西。李宇春这个特点对于女性的迷恋效果在于，这是从女性这个性别身份延伸出去的一种理想。
有人说她像以前的潘美辰，我觉得完全不是。对潘美辰的中性判定，是拿男性特点作为参照系而言的，所谓的阳刚和强硬。李宇春身上没有所谓的阳刚和强硬，她是淡定从容的，她的中性气质可以说超越了性别这个概念以及由这个概念出发的那些从文化的角度给出的定义。在我看来，这种纯粹的完美的中性气质，以前，拥有者是张国荣，而李宇春，是我们的视野中第一个性别为女性的拥有这种气质的人。
说到儿子毛毛，我从没有有意塑造他阳刚一面的想法，什么男孩子不要哭啊都是以前男权的要求。我们家对儿子的影响，他父亲肯定会影响他刚强的一面，我会影响他慈爱的一面，他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我希望他自然，他有什么心情就自然流露。
儿子学名叫李伊北，这个“伊”字我特别喜欢，就是喜欢这个词。生孩子之前，我就和我先生说要把这个字嵌进孩子的名字。我先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四川工作，所以儿子名字里有个“北”字。浸润在文学和艺术中，人生可能亮堂一点
燕 舞：您这部副题为“女人书”的书打动我的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对文学和艺术巨匠的遗孀们悲惨命运的关照，您所谈到的除了毕加索遗孀杰奎琳·洛克和博尔赫斯遗孀玛丽亚·儿玉这“两位遗孀”外，还有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您本能地同情她们：“生活在大师的阴影之下想必并不温暖，她们放弃了个人的事业要求，牺牲了正常的情爱生活，没有子女，在世人偏见的压力下尽着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一种信念所使，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不明智的。”
遗孀们固然值得同情，但她们作为一个悲惨的整体是不是也该反思，“因为一种信念所使”的选择哪怕事关文学艺术也并不必然高尚？换句话说，所谓才华并不值得女人去爱和为之献身？傍一个大款和傍一个大作家之间在实质上又有多大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