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信，就知道袁世凯是真想干事。问题是光想干事是不行的。
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地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道谕旨让外国人感深疑惑，这个清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们也搞不清。老太后的心思倒是不难猜，但是老太后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怎么猜呢？
1900年1月16日，在致徐世昌的另一封信中，袁世凯说：“近日匪徒日见平静，凡抢掠人者实无良民，现已窜往宣、东交界处滋扰，人数亦不甚多，两省悍寇均在其内。然仍未用兵，只饬令严缉有案之匪首而已。请转告东省京友，弟他无所长，惟不贪赃、不枉法、不害民、不欺上四句尚可自信，到任不过十数日，何至有许多劣迹被人一再参劾也。自必有居心倾排者在其内。如能将弟援出苦海或放归田里，讵非大幸事，又何足计较，但行其在我而已。”
再看看这信，更知道袁世凯的苦衷了。
单就义和团方面，如果正常情况下，从清政府的角度，光看信本身，也可断定袁世凯是对的，更是能干的。问题是，此时的清政府要的就是错，而且你越能干，它越压你。与此同时，袁世凯的那个异母哥哥袁世敦也倒霉了。据平原县令蒋楷所撰《平原拳匪纪事》，朱红灯流窜到了平原县，当时自己和袁世敦乃是前往寻找朱红灯执行巡抚毓贤“议抚”之议的。奈何朱红灯节节胜利正打得爽呢，直接递过来了战书。袁世敦的两哨骑兵抵挡不住（按毓贤的棍棒操法，当然抵挡不住），纷纷倒下，气得袁世敦血性发作，大叫：“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众人感奋，适有援队前来，两队合击，又把朱红灯打了个稀里哗啦。结果呢，袁世敦被劾“纵勇扰民”，革职。袁世凯在致徐世昌的这封信中，也替哥哥喊冤了。说匪先将官兵打败，追击二里许，伤兵三名，袁世敦才回击的，误伤平民裴姓之人。不管怎么说，袁世敦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并且对自己的弟弟袁世凯也有了看法，认为他没有帮自己说话。袁世凯能说上什么话呢？
上面风向转了。这风向，跟老太后的心病相关。老太后本就退而求其次了，只想废帝。但是废帝大家也反对。老太后呢，做国家领导人时间长了，养出了职业性格，那就是：你们愈反对，我愈要干。跟荣禄对谈后，她接受了荣禄的建议，那就是“择宗社近支子，建立大阿哥”，“育之宫中，徐篡大统”。于是太后立即给光绪选定了接班人——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