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袁世凯就是个练兵的直隶按察使，人微言轻。翁这样的老官僚，看他不起。
第二，康有为先是布衣学子，后是新科进士。虽然同样人微言轻，但是他会炒作，在帝国体制下制造的明星效应，一波高过一波，引得中外侧目。某方面来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只能饿着。
第三，中国传统，总是两极摇摆式的，不是过分守旧僵化，就是盲目跑步跃进，反正不会好好走路。用姜义华老先生的说辞，乃是启蒙中的理性缺位！
老翁一出面，就好说了。他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做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皇帝，这人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啊！于是来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令总理衙门大臣中间相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大年初三，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的结果并不妙。荣禄听不下，半途而退。李鸿章认为康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其他人倒是与康有为聊得尽兴。但最中意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很高兴，想接见。但再次被恭亲王所阻：皇上还是先让他上变法条陈吧。写得好了，再见也不迟。于是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吁请中国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规定，以后凡这个人上折，即日呈递，无许阻搁。于是康有为又上第七次书。除此之外，康有为还给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变法考》和《俄彼得变政记》等。与此同时，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在北京与沉闷的旧社会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组织了保国会，顽固派就造谣说他们保国家不保大清（其实人家也不完全是造谣，因为康有为在见到光绪之前，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提议废除科举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恨不得揭其皮，食其肉。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之言不虚。理论上，科举本已沦落为对读书人的戕害，但是实践上你改一下，首先对你不满的偏偏是那些受害者。一句话，俺就愿意受害，受害之后才能受益，俺以自虐混饭，谁拦俺俺跟谁拼了。
近身肉搏中，拦着康有为与光绪亲密接触的那个人死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6月11日，康有为的百日狂赌就正式上演了。演着演着，随手拿光绪与袁世凯一道做了他的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