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胡燏棻的定武军开练，屯住马厂。因马厂营房不够用，改屯小站——天津东南七十里处的新农镇。胡先是聘请汉纳根做教习，但汉纳根认为权力不够，“事多窒碍”，不干了。胡又改请另一位德国军官沙尔，根据德国陆军操典开始了训练。
这一切对于袁世凯来说，又是一次机遇。
袁世凯从小喜读兵书。甲午战前帮朝鲜编练新军，就弃淮军的旧操法不用，改用英德操法。
甲午战争期间，他是较早提出用西法编练新军的。看到清军不堪一击的情状后，他就迭电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北洋系元老、李鸿章红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说：“公如筹有款，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倘为然，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各军皆不知枪炮”，放炮时，所配炮弹不足用十分钟；士兵用枪，只知托平乱打，连准星都不会瞄。虽然如此，当时在天津督办东征粮台的胡燏棻建议袁世凯亲自练兵时，袁世凯回说：“凯须饷有械精，熟练一枝，能操不溃之权，始敢措手，否则决不敢随人崩溃。”嗯，看来我们这位河南帅哥还真不是一般人物。随便练个破军，到时候在战场上净搞长跑运动了，他可不干。另外，他还亲自致电钦差大臣、军事统帅刘坤一，报告军情，谈自己的整军建议。所以，战争期间，袁世凯的知兵名声，就成为时人共识了。因为当时谈兵的人也不少，但大都是文人谈兵，谈得自己慷慨激昂，谈得主事者七窍生烟。现在拿我们河南籍著名清官、俺的蒋村老乡、时任广东巡抚马丕瑶的一个奏折——《广东巡抚马丕瑶奏强寇要盟权奸挟制筹策具陈折》来看看：
第一，听说李鸿章签了中日和约，吓我一跳。“苟有人心者，断不出此”！“人谓倭人恃李鸿章为内援，李鸿章恃倭人为外援，由今观之，诚不诬也”。
第二，地是不能割的，商是不能通的。否则，“十余年间，将合中外为一家”。所有这些条款，我们大清上下，皆知不可允。“倭人盖明知其不可，而故意要盟；李鸿章亦明知其不可，而代为挟制”。
第三，“此次电信到粤，粤人无不怒目裂眥，思食李鸿章、倭奴之肉”。
第四，伏愿我皇上大震天威，先拒绝和约，再次李鸿章发交刑狱治罪。倭人无消息可通，“则彼之气自夺，而我之气益奋”。一面诏刘坤一等严整军旅，收复地方；一面通饬沿海，切实守备，以遏寇氛。其各省民团义旅，一律准其助战，必有豪杰之士，应时而出。
第五，天津辽阳与皇都靠近，我皇上至性仁孝，怕吓着老太后，那么请恭皇太后西巡，避地山右，或驻跸长安，着各路统兵大员，大张挞伐。
第六，自古战势不在于外势之强弱，而判于一心之敬肆。但使我上下中外，共常存忧勤惕励之心，自可收扫荡廓清之效，数月之后，事局必变，待倭人变计求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