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一直很纳闷。某种程度上研究历史从来都是后见之明。问题是在中国，后见之明都难得，有些人士表现得比身处历史当局中还要无知无觉。这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当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他们的专业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搂政治的腰子。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这种双重低下，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与伤害！如果非要举个例子的话，我想举吴晗。从民国到新中国，一个《朱元璋传》，吴晗先后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云云。这稿子被上面看了，要求吴晗把朱元璋写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至于吴晗本人，还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乐道，当初民国某编辑部让他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为“民军”，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万不能改！”可是上面先后给他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他却屁颠屁颠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后跟不上，成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牺牲。
据1949年版本，吴晗把元朝的专制统治概括为：“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对朱元璋开国大典后的政治形势描述曰：“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平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新朝代。”对于朱元璋的文字狱，概括得更形象：“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看着这些预言或者说恶谶式的历史片段，难免让人冷颤。吴晗哪里是在说史，分明是在总结现实指向未来。所以，无论是吴晗治史，还是吴晗制史，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与其说我们的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相同的历史。吴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命“数说历史”，为什么也是“犯法”呢？
连吴晗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看透——哪里有法？历史学家只有御用与秉笔独书之分；既然选择了御用，新宠终归要变成旧宠，而且难免失宠。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就是个挖历史墙脚的。所以无论出于哪个角度，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也轮不到我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以良知与勇气赢得另一种谴责——寻历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呼吁，给过多涂饰的历史事件脱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