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德愧于清王室、公德愧于革命党人的主流视角笼罩下，不拘巨细地重新梳理袁世凯（1859-1916）的一生，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何况是以这样一种贴近草根民众的方式，注定了使命的艰难，因为传统观念和深入人心的朴素感情，都是真相的顽固障碍。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不管是体制之因还是文化之故，总之，中国民众在智力上是很懒惰的。网名三七、笔名刀尔登的邱小刚称之为“道德下降”。他说中国人“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我们还可以发现，民众在吃“坏人”的时候，其负责的精神和踊跃的情绪令人刮目，很少有人在心底疑问，或者对事实做一下追寻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个疑问者、追寻者，其他人就会蜂拥而上，干脆将其也当“坏人”一并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还是“智力懒惰”吧，总之，用辞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万不能同愚蠢者对话，因为他会把你拉到与他一样的档次，然后再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民间谚语云：有饭给饥人，有话给智人。圣经也云：宁可遇上丢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无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办法是自言自语，不要期望听到众多的回声。想当年梁启超很具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气，1901年写有《举国皆我敌》的诗篇，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当然他也知道，这种挑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在诗中还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一句话，他认为十年后，民众就都是他的知音，能听懂他改良与启蒙的呼声了。问题是不但当时的民众没有听懂他，反倒踩着他的身子上位了，半个世纪之后革命的主流思想还把他骂作保守派、保皇党；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被伟大的红卫兵当“四旧”直接给破了——康墓遭毁，康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中国民众很怪，有大忽悠说人民万岁，他们就亢奋半个世纪一直下不来；有实在人说民智低下，他们就恼得，恨不得把人拉过去撕扒着吃掉！某种程度上，中国百姓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所以，我这辩护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当然，托改革开放及互联网的福，现在自言自语的人多了，民众道德的下降与智力的懒惰也正处于消退中，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谨慎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