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奥勒留在现代世界中广受爱戴的第四个主要原因是在西方，宗教的衰落导致对新时代思想和东方思想及哲学的兴趣高涨，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东方思想及哲学有着明显的密切关系。公元前6世纪以来的印度教《奥义书》中的印度教经典教义也相似地强调了玩乐相对美德的低劣、自私的错误观念、自我知识的渴求、对宇宙万物的彻底互相贯通，简而言之，即泛神论。《沉思录》中讲述了马可·奥勒留对身体的轻视，强调一个找到了精神的人，拥有了精神，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拥有了一切。“死神说，‘美德是一件事，快乐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这具有不同目的的事情，制约着人们。一个人坚持美德是好的，一个选择快乐的人则将迷失于人生的路途。’”在接下来的世纪里，释迦牟尼记住并践行了以上的大部分，以他的关于因果报应和涅槃的“异端学说”脱离了印度教，提出了智慧八正道，包括以下内容：“正见，就是明白苦难之源；正思维，就是选择避免自我放纵；正语，就是远离流言蜚语；正业，不谋杀，不参军（以释迦牟尼的观点来看与前者是同一回事）；正精进，就是不要以对社会有害的方式赚钱；正命，就是远离不健康的想法；正念，就是取得对精神状态的控制；正定，就是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除了印度教的《奥义书》和佛教“圣经”《法句经》（Dhammapada）以外，东方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来源就是《薄伽梵歌》，也被译为《神之歌》，它本身是印度教史诗《摩呵婆罗多》（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一部分。《薄伽梵歌》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直接挑战佛学教义，强调了灵魂的不朽性、人格神和不作为的荒谬。马可·奥勒留对此也有很多共鸣，如下列所言：“对生者而言，死是必然的；对死者而言，生是必然的。所以，不要悲伤于无法避免之事。”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可·奥勒留有时被称为“罗马的佛陀”。直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和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C.G.Jung）之后，人们才发现，西方思想中的人物性格居然如此一致于东方智慧。
华兹华斯追随者对自然界的感情，以及和东方思想的密切性在马可·奥勒留的最后内容都有出现，解释了马可·奥勒留为什么永受欢迎：他作为孤独信徒的角色。和他强力连接在一起的观念就是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英国诗人拜伦（Byron）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伊丽莎白时期的思想家培根（Bacon）指出：“一个人因被称之为孤独而高兴，那么他要么是一头野兽，要么就是神。”毫无疑问，即使在喧嚣的宫殿中，马可·奥勒留也时常感到孤独，使他产生上帝一样的思想，孤独能够触发超自然洞察力和神秘灵感的感知在其文学中作品中随处可见。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尽管马可·奥勒留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是难以效仿的。他告诉我们，如果要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必须要深入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去，并且对该事持保留态度而不急于行动；这与消极逃避或刻意而为的孤单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如果仅仅是强迫他们，马可·奥勒留永远不会在虔诚的基督徒中如此大受欢迎。但是对于其他人，他为无神论者提供了精神前景，上帝之外的幸福、天堂之外的快乐和宗教之外的美德。
就像我们有时会一遍一遍地说，他真是一位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之为男子汉的人，当然也包括21世纪。马可·奥勒留的职业充满了讽刺和矛盾。斯多葛派的教义告诉他的世界的样子（导致他悲观）和他本能察觉的（使他充满希望）之间充斥着矛盾。他关于邪恶非现实的哲学立场和他对现实世界认知过于现实而给予的偏见言论之间明显充满矛盾。他轻视人的外在世界却又坚持其作为罗马皇帝的职责；他渴望成为一名哲学家过隐居生活，但他的命运却是成为一名战士；这些都充满了矛盾和讽刺。然而最大的讽刺在于，马可·奥勒留鄙视名声和后世，他常常提及死后的虚荣是多么地荒谬，可是两千年以来，他却拥有了巨大的声望，成为人们的楷模，激励着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