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绍进有一学期学术假（每六年，教授有一学期的学术假）。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了一个月，然后计划到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进行访问。纯如、纯恺和我留在家中，因为两个孩子都要上学，而我也需要工作。春季学期结束后，1982年暑假，我们到台湾跟绍进会合，在那里待了6个星期。
在台湾，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台湾可以制造非常廉价的计算机。我们买了一台台湾制造的苹果II电脑的仿制机，花费只是在美国所要花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我们耳闻目睹着计算机可能制造的种种奇迹。
在台湾的时候，我替纯如和纯恺分别在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报了名。台湾学校的学期比美国要长，纯如和纯恺在台湾学校里上了一个月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重大人生体验。
在台湾的学校里，学生必须穿校服，头发也得剪短。我们得到校长许可，保留纯如的长头发——她很喜欢自己的一头长发，不想只为了在台湾学校读一个月书就把它们剪掉。在上百名短发齐耳的学生中，纯如显得很引人注目，尽管她和其他人一样，都穿着统一的校服。
从伊大附中到台湾中学的转变对纯如颇有震动。新的环境帮助她打破沉静。纯如很受其他同学的欢迎，每天面对各种有趣的问题。她一边练习自己的中文，一边教班上同学英文，对此十分享受。同学们对纯如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好奇。但她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教育体系的弱点。纯如对我说，一班五六十个学生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课，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她来说太被动了。她也不喜欢学校的制度，诸如迫使学生剪短头发，每天都要穿着校服等等。纯如告诉我，她觉得能在美国上中学很幸运，经过这段在台湾中学的短暂经历，她更珍惜自己在伊大附中所拥有的自由了。
我还带纯如和纯恺参观了我在台北郊区住过的地方，那时是1951年，我和他们差不多大，还是个小女孩。我告诉他们，我的父母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之后，搬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但现在却已经成了人口稠密的市区。此外，我还告诉他们，我母亲一度养了50只鸡，这样我们就有鸡蛋吃了，她还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种菜种花，春天花朵盛开的时候，景色非常美丽。但如今，在我们眼前，污染严重的家庭作坊取代了小院。纯如和纯恺也陪着我重访了我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但他们永远都无法领会到，当我走在那条路上时心底涌起的乡愁。
纯如在伊大附中上三年级时，期中成绩报告显示，她的法语非常糟糕。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我从没见她听过法语磁带。就在这时，除了原有的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伊大附中新设了一门中文课。纯如立刻放弃法语，改学中文。我们知道这有点投机取巧，因为她已经学了6年中文了。但我们找不出劝她改学其他语言的理由。我们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将认识到，自己需要直面问题并克服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