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离纽约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周末时，我们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拜访我们的父母。我姐姐菱舲比我父母先一步来到美国，她也住在纽约。菱舲比我大四岁，以前在台湾是一名记者。和父亲一样，姐姐也是作家和诗人，此前出版过几本书。纯如对此印象深刻。我暗自好奇：或许纯如内心深处也希望成为一名作家？ 1973年春天，在普林斯顿的访问期结束后，我们准备到欧洲过夏天。绍进要去访问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但我有个更大的计划：我想利用这次机会游览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
那个夏天，还没到日内瓦之前，我们已经去过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和巴黎。等到巴黎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厌倦了这种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不想看到更多的博物馆或历史建筑了。
最终，我们到了日内瓦。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绍进在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我们住在日内瓦机场附近的一栋高楼中。纯如白天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名为La Rond的英法双语幼儿园。
我们利用身在日内瓦的机会周游瑞士和邻国的大小城市。当在欧洲度过的四个月结束时，每个人都看够了城堡、教堂、博物馆、喷泉和雕塑，都盼着回家。回到美国后，纯如被送到我们家附近的鲍腾菲尔德学校的附属幼儿园。纯恺则开始上街对面的那家蒙台梭利幼儿园——就是纯如以前去过的那一家。
有一天，纯如回家时带回一张幼儿园老师的字条。上面说纯如有语言障碍。老师想征求我们的许可，将纯如送去参加幼儿园一个每天半小时的会话治疗课程。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会话治疗？绝不可能！”
然而在和老师谈过话后，我们才知道，纯如在学校里非常害羞，在所有的课堂讨论中都一言不发。这与她在家里的表现截然不同。纯如在家里话比一般孩子都多。她没完没了地跟我说啊说，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一切。于是，我们同意每天把纯如送去参加那个特殊会话课程。我们还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邀请纯如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玩，加强她的社交技能。没过多久，纯如在学校开始活跃起来，在班上结识了不少好朋友。许多年后，纯如在电视访谈中侃侃而谈时，我对朋友们说，纯如小时候害羞得要命，在学校不喜欢说话。没人相信我的话。 1973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绍进和我益发坚信，不仅要教两个孩子说中文，还应教他们阅读中文和以中文写作。我们在家里说中文，即使两个孩子用英文跟我们说话，我们也用中文回答。这个规矩有时难于实施，因为纯如和纯恺彼此用英文交谈。到纯如上幼儿园时，我曾认真考虑过成立一个中文班，这样纯如可以系统地学习中文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