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台湾带过来许多书，一箱一箱的堆在卧室里。看到这些，纯如很是惊奇。我告诉纯如，她的外公是个大作家，读过很多书，也写过很多书。
父亲利用一切机会教育纯如和纯恺。即使被严重的头痛折磨，他依然教育外孙们不要忘记中国文化，而且应该学习说中文、读中文。我想纯恺并不理解外公到底在说什么，他总是中途开溜。然而纯如却求知若渴。她认真在听，但之后总会问我，为什么外公说话那么大声。我敢肯定，两个孩子私下都更喜欢总给他们做好吃的东西的外婆。
我父亲曾把我叫到他身边，特别关照我，务必教纯如和纯恺中文。他跟我说话时的样子就好像我们不会再见面一样。他错了：他一直活到九十五岁高龄。但在我们阔别十载后在美国重逢的第一天，他说，“你是来美国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你应该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哲学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
我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忠于故土，热爱中国文化。他总是提醒我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的优美之处。他希望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中国根。他对我强调说，“你应该为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1972年春天，绍进获得了斯隆基金会研究奖。这使他有机会摆脱教学任务。他决定于当年秋天再度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待上一学年。他的计划是，对普林斯顿研究院的访问结束后，他可以去欧洲访问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CERN）。因此，当我们1972年夏末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返回香槟城后，我们把房子转租出去一年，动身前往普林斯顿。
如许多当时和现在的女性一样，我仍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艰难取舍。我既想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纯恺出生后，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工作，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尽管我深爱纯恺和纯如，但仍会忍不住感到厌倦和沮丧。但重返工作之后，我又会感到另一种沮丧。保姆并不像我之前期待的那么尽职，当我回到家中，堆积如山的琐碎家务在那儿等着我。我极为疲惫。到普林斯顿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借此反思一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搬到普林斯顿后，我再次成为全职妈妈。或许是因为这个新泽西小镇上的美好风光会对我的一切有所改善。我很高兴重返普林斯顿。
纯如已经快5岁了。她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总是羡慕那些可以为全家做出美味佳肴，甚至还会烤饼干和蛋糕的家庭主妇。我想我或许应该为纯如的生日派对做点什么。碰巧，我在某人家里或某份女性杂志上看到了一张漂亮的姜饼屋的照片。就是它了，我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