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话很快应验，在随后到来的科学的春天里，一大批科学专著在出版社排起了长队。
不仅是科学专著，报纸的印刷更是压力重重。
新中国成立后，自1949年至1988年的近40年，全国报纸的出版印刷技术，一直采用铅排铅印工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只剩下236种。各报最多只有四个版，有的还是周报，排版、印刷都不紧张。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前停刊的许多报纸陆续复刊，新的报刊不断创立，到1985年全国报纸发展到944种，较1980年增长了1.4倍，平均每年递增20%。
图书、杂志、报纸，突然爆发性地增长，全国各个印厂根本难以招架。
改革铅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1979年1月15日，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给胡耀邦写报告说：“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是出版工作中两个最大的难题，也是各级出版部门天天谈、月月谈、年年谈的永恒主题……就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的去路。”
孙中山说：“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资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
如何搬去这两座大山？靠自己还是靠他人？这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并引发了重要的产业政策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