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中国开放的起点放在1972年。无论如何，坚冰开始消融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真正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更多的是在国内。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1972年之后，“治”在中国就陆续开始了，当然，这一过程的发生是零散的，且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被颠覆。
周恩来迅速觉察到了1972年春天到来后的政治松动，他要利用这一春风，推动变局的发生。
1972年2月，国家计委“四三方案”上报国务院，仅仅一天时间，毛泽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个耗费43亿美元（后追加到51亿美元）的引进技术设备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项目后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它打破了“文革”时期外贸领域闭关自守的局面。此后，当“吃穿用”这个“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得以集中解决之后，周恩来的盘子上终于有了出版与印刷的课题。
1973年2月4日，国务院图博口向周恩来呈送关于重建文物出版社和进口印刷机器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复后又在报告中“从西德、日本进口一部分印刷机器”的“印刷机器”前，特意加上了一个“新”字。他很清楚，除了政治和体制上的原因，印刷技术的落后是亟待解决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电子计算机和光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率先结束了铅活字印刷，纷纷开始采用“电子照排技术”。而中国印刷业仍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铅印阶段。印刷工人每天要托着沉甸甸的铅字盘，拣字、排版，每天在排字车间里来回走几十里路，工作又脏又累，且效率低下。照片的印制就更麻烦，摄影记者将胶卷冲印出来，然后将照片挂在手动制版照相机上，翻拍一次，再将翻拍的胶片印在铅片上，工人再用硫酸冲洗铅片，最后上版，加印油墨，才能在报纸上印出照片，而且这样的照片通常质量不佳，颗粒大，清晰度差。
1973年，周恩来亲自点将，把正在长江边上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徐光霄调回了北京。这可不是一般的五七干校，6000余名国家文化部的高级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和文博专家和学者在鄂南的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或改造。
过了没多久，徐光霄又以各种名义陆续从那里调回了陈翰伯、王益、许力以、陈原、严文井、韦君宜、聂绀弩、王仿子等人，他们均为出版大家或文学大家。
徐光霄成了国家出版局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点将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扭转当时中国印刷业的窘境，包括在技术上迅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印刷工业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