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事后了解,确系日本外务省又有异议,电令删改。因田中虽兼外务首相,而由政务次官森恪操实权。森恪出身于三井财阀,系三井财团一流人物。田中侵华政策,有其在后撑腰。加之其对于外交又非内行,又有点众议员野性,对于其在外代表的立场,不假思索,故出此轻率之举。芳泽自知理亏,甘受王正廷之严厉斥责而不加多辩。此后数日,中方鄙之不屑为对手,芳泽就在上海寓所借酒浇愁。一天周龙光去访他,芳泽一筹莫展,最后举杯向周龙光说:“哎!周先生,我真想跳黄浦江去!”说完连连摇头。
交涉再三发生变化。以后改为周龙光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秘密会谈。到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终于签订协定,则是翌年3月28日的事了。协定没有追究任何一方的军事责任,而只决定了:一、自签订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二、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等项。
中国外交官蔡公时之被残杀,不再追究,赔偿损失问题实际也予以搁置。这是由于中国方面片面让步而告终结。然而,“济南惨案”在中国民众中,无疑是一把烈火,抗日情绪燃遍了全国每一角落。在日本,则敞开了军阀专横干政的大门。同时,这更是在日本昭和时期将中日关系搅拌上火药、涂满了鲜血的最初一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