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是个腐朽与进步同在、黑暗与希望并存的城市。一方面，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在这里横行，整个社会纸醉金迷、龌龊不堪；另一方面，也有希望的力量，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正义感，要求争民主、争生存、争主权，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并没有忍气吞声，甘受压榨，中外企业的工人先后进行过无数次自发的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
1918年4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纱厂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每次罢工人数平均在三四千人以上。五四运动中，6月5日，上海纱厂5000多男女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罢工迅速波及各行各业工人。数日间，全市六七万人投入政治大罢工，形成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的洪流，工人阶级开始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到1920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195万人左右，其中上海不下50万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即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他大胆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在中国擎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青年杂志》开始创办时比较艰难，刚开始发行时，也不过一千册左右，但是陈独秀对《青年杂志》的前途很有信心，陈独秀已经预见到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和远大前景了。他对人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工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得到了胡适的加盟助阵，他时常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译文或者见解新颖的文章。
同在这个春天，《青年杂志》又吸引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留学日本的李大钊，深受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青春》一文。李大钊振臂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