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县虎尾镇惠来厝的有应公庙非常特别，它不是为了供奉哪位仙界神灵而建，而是专用来纪念那些单身汉人的。因为无田无妻无子又终生漂泊无着落，并且衫裤不整终日赤脚行走，于是这些人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外号，叫“罗汉脚”。没有人统计得出台湾罗汉脚的准确数字，即使统计了，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少小离家，终生未娶，一辈子的情感都付与一块块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田地了，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其中的凄凉，不言自明。
那一时期，两股大规模的移民潮差不多同时出现，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东去的是台湾，西去的则是四川。
明末清初，战乱、瘟疫以及天灾交错侵袭之下的四川人稀地荒，使那块早在战国时期就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土地满目疮痍。康熙二十四年（1785年），也即施琅平台后的第二年，四川全省统计出来的人口仅有9万余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08年末四川常住人口是8138万，也就是说，那时的人口仅有现在的1/900。那么广阔肥沃的大片良田，却眼睁睁地抛荒置闲，连康熙皇帝也难免焦急了起来，他接连下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便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四川是盆地，所以有握在掌心的踏实感，往四川迁移不仅可以举家带口，还可以得到丰厚的实惠，比如给牛具，给种子，给口粮，并获得户籍身份的保障。颇有几分书生气的首任台湾诸罗县知县季麒光上任后，见四下人烟荒蛮，一时兴起，觉得也应按四川例招民入台才是公平合理的，便上疏朝廷，却被断然否定了。原因无他，症结仍在于那片汪洋的海水，海水使台湾岛漂浮不定又诡秘可怖了。
“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这句俗语曾在台湾流传甚广。唐山原指“大唐江山”，是往外漂泊的华人对自己故土的称呼，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基，就被称为“唐山过台湾”。而“心肝结归丸”则是闽南语，意指愁苦使人心和肝都纠结成一团了。
海峡的最窄处直线距离只有130公里，西面是福建平潭岛，东面是台湾新竹。如果在风和日丽时登上福州鼓山大顶峰往东眺望，甚至可以隐约见到台湾北部的鸡笼山。然而咫尺却是天涯，看上去风平浪静的海域，当年渡起来却必须拿性命作赌，用九死一生作比都不为过。
有人将台湾海峡比作一个“川”字，澎湖岛是中间的那一竖，澎湖左边至厦门之间，被称为“大洋”，另一边则被称为“小洋”。大洋与小洋都是由宽突然变窄的，所以水压陡然增高，水流极快，南北流向，漩涡纵横，暗礁密布。大小洋各广为80余里，小洋比大洋更为凶险。
因为海水色黑如墨，那一带海域就被称为黑水沟。
真是被吓着了，好好的海面到了这里却是这样毫无理性地颠三倒四异象叠出。其实主要是由海洋风暴与信风所致，但那时人们还不能从海洋气象学上得以解释，便煞有介事地想象出一条蛇，一条遍体花纹、尾梢向上、长达数丈的巨蛇，就潜在海水之下，毒气熏蒸，妖力无边，欲致人于死地。任过台湾同知的孙元衡在《赤崁集》一书中这样描写黑水沟：“凡往异域，顺势而行。唯台湾与厦门藏岸七百里，号曰横洋。中有黑水沟，色如墨，曰墨洋，险冠诸海。”而赴台湾采硫黄的郁永河在《裨海纪游》中也写道：“台湾海道，唯黑水沟最险。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沟水独黑如墨，势又稍洼，故谓之沟。广约百里，湍流迅驶，时觉腥秽袭人。”1697年郁永河从福州动身时，540千米的陆路他边欣赏山光水色边吟诗作赋，也只走了7天，结果在厦门候风却用了19天，而驾船过海则用了四天四夜。（孙元衡小注）
这当然还算幸运的。凤山县学朱仕玠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赴台就任时，在风浪中整整颠波了八天八夜才到达鹿耳门。风太大不能行，没有风也同样寸步难行。季麒光去诸罗县赴任时，在大洋“绝风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硬是被困在海上动弹不得。（季麒光小注）
官员们行走的最优水道尚且如此，百姓偷偷摸摸走的就更不堪了。
因为有禁令，拿不到赴台印单的人就只好私渡。台江、马尾、潭头港、兴化湾、平海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澳、围头、刘五店、澳头、小蚱港、峰尾、黄奇、厦门、诏安湾、前河、湾角、宫前、云霄港、浮头港、将军港、港尾、牛尾、长泰港、石码、海门，这28处口港通常就是福建民众渡海赴台的出发地。而广东移民，则大都从汕头附近各港口出发，然后乘船到厦门附近的码头，再经澎湖马公岛和东吉洋等地前往台湾。
“客头”，这是对专门以协助人私渡为业者的称呼，其身份相当于今天的“蛇头”。客头将大船泊在海中，用小船将私渡者运出，转上大船，避开稽查，驶往台湾。为了谋利，船舱里往往挤挤挨挨塞满了人，然后封死舱板，连呼吸都不免困难。遇上风暴，随船被刮到别处的已经算是幸运了，葬身鱼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中途被缉获，同样要吃尽苦头，受杖刑、遣送新疆为奴或发配充军等等，花样不一而足。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这首用客家语写就的《渡台悲歌》，在那时就已传唱甚广。而民谚“六死三留一回头”的形容，则更为简炼准确地道出了渡台谋生的艰辛凶险。
但即使是这样，因台湾“一岁所获，数倍于中土”，于是那期间往台湾去的汉人也从未少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台湾知府周元文续修的《台湾府志》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闽、广之梯航日众，综稽簿籍，每岁以十数万计。”另一个知府沈起元的形容则更为精确传神：“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
档案资料显示：乾隆三十年（1782年），台湾人口接近70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台湾人口已超过90万，嘉庆十六年（1811年）更急剧扩张到超过190万。也就是说，从乾隆中期到嘉庆年间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人口增加了10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人口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