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系发轫于晚清，覆灭于1927年，几乎与北洋军事集团相始终，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央政府独裁行政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权威渐失，加上新式人才匮乏，以致无法行使某种行政职能，于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派系集团，开始拾遗补缺，渐至不可或缺，形成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在此大背景下，交通系便应运而生了。确切地说，交通系是伴随着晚清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团。
这一派系的政治能量巨大，为同时期其他派系所远远不及，原因在于：第一、政治上不预设定见，紧跟北洋实权派，先随李鸿章，后跟袁世凯，最后又攀上段祺瑞；第二、经济上霸占着交通四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实业资本，实力雄厚，是当时中国实权派不得不拉拢依靠的对象；第三、派系中拥有一批响当当的领袖人物，如早期梁士诒、中期徐世昌、末期曹汝霖，使得交通系始终拥有维持人心的精神力量，凝聚力自然强于其他派系。
此外，交通系在民初政坛上强势不倒的地位，与它注意吸纳似朱启钤之类的能人政客，并通过这些人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头面人物不无关系。
朱与徐相识，瞿鸿禨尚未远离权力中心，地位远在徐这位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幕僚之上。不过两人地位很快发生逆转，1907年后，瞿因忤逆慈禧旨意，与当权派奕劻发生矛盾，被罢斥回籍，而徐因袁当年派他去西安孝敬慈禧太后一大笔救命银子的关系而日益得宠。但徐未因瞿地位的衰落而冷落朱启钤，相反待朱日厚。原因在于朱干练务实的做事本事是徐极为欣赏和急切需要的。此前朱已投贴给徐，算是徐的门生。
旧时读书人大都有三类老师：幼年负责开蒙心智，训练文字者为蒙师；稍长治经，教授科场制艺者为业师；待到参加科考夺得功名，主持该科考试阅卷者便是这个人的座师。在蒙师和业师面前，读书人一般多自称为弟子或学生，只有在座师面前才自称门生。顾名思义，这个门便是政治权贵之门，因此座师实际上便是门生初入官场的政治引路人，而待到门生日后政治上发达了，座师也就多了一位政治援手。因此，“门生”总是与“故吏”一词并称，奥秘就在于门生与故吏的作用相似，其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影响力的大小。同时，门生比故吏更多一层深意，那就是可以显示座师的学问根基。门生质优量多，自然可以说明座师的学识渊淹古今。正因如此，晚清时期，科举虽为新学所替代，无卷可阅的官僚们，还是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大收门生贴子。“座师”也就演变成了“坐师”——坐在权位上收门徒。学问砥砺的味道日渐稀薄，而政治援手的意味日渐浓厚。
鉴于座师门生这种“政治上相互援手、身份上彼此衬托”的利益关系，于双方都大有好处，所以像徐世昌这样科班出身的旧官僚当然愿意收朱启钤这类务实干练、前程不可限量的门生了。
作为徐氏的门生，朱启钤政治上亦步亦趋，紧跟徐世昌。徐任巡警部尚书，朱是该部警察总监，徐转任东三省总督，朱也跟着调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特别是在东三省期间，朱随侍左右，与徐情同父子，据说后来朱启钤认徐氏为义父。在徐的着意提携下，朱政治上日渐发达，与徐利害与共，相互衬托。民国初年袁氏称帝期间，徐世昌自恃清朝遗老身份，不好意思出来当官，但又不甘心退隐江湖，于是便让他的这位历任两届内阁交通部总长、一届内务部长，代理过两天国务总理的门生朱启钤充当自己的政治影子，间接发挥着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