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9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30年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渡时代”，又说从“戊戌”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活泼局面。而颇有些巧合的是，26岁（1898）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投身于“戊戌变法”而崭露头角，并在《时务报》中小试牛刀，随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叱诧风云的舆论领袖。而胡适恰好也是在26岁那年（1917）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遂一举成名，为世人所瞩目。随后加入《新青年》团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急先锋”。但他们并不主张激进主义，不主张流血革命，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又被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梁启超去世后，国民党中有一些胡汉民这样的人，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启超。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梁启超一下。胡适又何尝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他到台湾，有人便开始责他落伍；50年代大陆“批胡”，不仅说他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更把他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实际上，他们二人，左派反对他们，右派也反对他们；激进派反对他们，保守派也反对他们。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许为“中国新民”，他们并不守旧，他们致力于“整理国故”，但他们所瞩目的，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379－1380页）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
本文选自解玺璋著《梁启超传》，将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新空间于2012年策划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