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20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做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