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杜春河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1234页）我们尚不清楚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胡适这部新著的，也许是在某个饭局中胡适送给前辈“批评指正”的。不过，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恰如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记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李肖聃：《星庐笔记》，38页）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们或许忘了，梁启超是最善变的呀。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17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同上，70页）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
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