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一，23页）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6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他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
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