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则更让胡适恼火。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做了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的演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2月，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而言，这部书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就他个人而言，却是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他在晚年仍对这部书感到很得意，自认“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他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27页）但梁启超对此书一直有批评的冲动。他在1920年10月18日因《清代学术概论》致信胡适时还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写这封信。这次北大哲学社邀他讲座，他认为机会来了。
梁启超的这次演讲，一共讲了两天，每天两个小时。数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听众对梁氏的演讲做了如下的描述：
……
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两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到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06页，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