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债正名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产生的转移效应并非那么严重。法国理论家让·弗朗索瓦·梅隆在他的《贸易政论》（1736年）中指出，国家债务只是“从右手交到左手的债款，只要体内有必需的营养并懂得如何分配，就不会削弱体质”。这一观点进而发展成：从宏观经济角度讲，债务并不一定比税收更具负面性。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认为，“对家庭而言，当前的1美元税收等同于当前的1美元赤字”，这种说法的重要前提是，任何一个对后代有责任感的家庭，都会把将来要交的税款（政府将用于短期债务的偿还）与当前要交的税款等量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赤字不过是对征税的早晚进行调整，从而调整了“实际经济活动发生的时间”。而税收具有紊乱性，即会导致经济活动产生紊乱，导致经济发展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而赤字却可以缓减税收对于经济的紊乱影响，把诸如战争、经济萧条等特殊事件产生的额外开支推迟到经济更为繁荣的时期。既然税收具有紊乱性，那么危机时期公开发行国债也变得尤为重要。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乔治·康沃尔爵士（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取代格莱斯通担任英国财政大臣）1855年4月就曾指出：“税收削弱企业发展能力，扰乱行业正常秩序，干涉资本的正常分配，比政府贷款对公众更为有害。”牛津经济学家G·K·里卡兹在同年的讲座中说：“继承被抵押了的遗产好过继承被税收抽干了的遗产。”
不过这一切可能只是对一个尚有瑕疵的概念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赤字”这个词本身的定义有误。以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为例，由于当时中央政府预算将划拨到偿债基金的资金也记为开支，故而预算表的末行数字（统一基金的结余数）实际上低估了盈余额。另外对“线上预算”的支出和“线下预算”的支出划分也较为随意，它只是对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做了名义上的区分而非本质上的界定。此外，统一基金既没有包括国民保险基金，也没包括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借款（这些都包括在《公共部门借款规定》中，该《规定》是1976年推出的衡量赤字的标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规定》相比经过周期调整的《公共部门财政赤字》仍有欠缺，后者剔除了公共部门的财务事项往来的影响（如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关于“赤字”的定义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在现代动态财政政策中，跨期预算限制是一个重要概念，即“世代账目”的总额（本代款额与下代款额的合计数）与政府的未来购买和净债务合计数相等。“世代账目”反映的是在现有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纳税人终身要支付的税收净额（缴纳的税额减去收到的救济转拨款）的现值。“世代账目”下本代款额指本代纳税人为政府总支出所缴纳的款额，而政府总支出为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未来购买，加上政府净负债所得合计数的现值（净负债等于政府负债总额减去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资产后所得的净值）。若本代纳税人所缴纳的款额不足以满足政府总支出的话，则不足部分将由下代纳税人继续缴纳，这便是政府跨期预算限制的零和性。归根结底，政府现有的债务必须通过长期积累的预算盈余得到完全偿付。
然而，改变财政标签可能会导致世代账目和政府负债额出现相同金额的增减。例如，假设英国政府把1998~1999年工人的国民保险缴纳金记做“贷款”科目，并把按照这些缴纳金支付给工人的额外“基本养老金和国家收入相关养老金”津贴当做是对上述“贷款”的“还本付息”，而不是采用“老年税”（在纳税人领取津贴时进行征税）的话，这种文字上的改变会使得英国政府赤字增长450亿英镑，而非官方宣布的预算盈余。政府的负债将会提高，相应地，本代款额也会同步提高，因为他们未来的“老年税”已被记录在内。下代纳税人的负担不会因此改变，而本代纳税人的经济状况也不会因为标签的改变而受到影响。每个工人在1998年所缴纳的款项，将来也会从国家那里领取同等金额的款项。
因此，政府选择这种而非那种标签仅仅是语义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每种标签都会产生不同的衡量赤字的标准，而在经济学上，对任何一种赤字衡量标准都不应厚此薄彼。这种被称做世代记账法的公共财政研究方法，其产生不过十多年，但已在20多个国家中得到了应用。我们将在第6章探讨它的分配意义和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