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两次世界大战都给所有参战国造成了巨额赤字。1915~1918年，英国的赤字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0%；德国的相应比例上升到40%，甚至在1917年超过了60%；意大利相应的平均赤字比例为22%。二战时期各国赤字程度与一战时期相仿。1943年，各国的赤字占比处于从苏联物质产值的19%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6%的范围内。两次大战之间，各国都试图回到预算平衡，但除了英国，其他参战国很少能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预算平衡）。不过，英国在1933年也短暂地出现了赤字。二战后的情况也大抵相同，不过到1969年的这段时期，不仅英国，连德、日这些战败国也实现了预算盈余。
1948~1972年，英国未出现过预算赤字（1965年是个例外，当年的开支进行了重新分类），这一现象否定了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20世纪70年代前，公共财政存在着利用公债来提高国内需求的“凯恩斯革命”。诚然，凯恩斯早在1933年曾提出以“公债支出”为增加有效需求的途径，但他一直将赤字财政视为“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同时凯恩斯也反对财政部所青睐的常年平衡预算，他认为：“只有通过提高国民收入，也就是提高就业率，才能实现预算平衡。”这也表示在经济萧条期间，短期赤字会带来中期性的预算平衡。此外，凯恩斯希望赤字出现在“资本预算”中，换言之，赤字应当用做公共投资，而不是用来解决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事实上，就连那些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治家们也发现，他们无法执行违背经济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追求完全就业和保持汇率稳定两者会发生周期性的冲突。或许对凯恩斯财政扩张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尝试是安东尼·巴伯1972年的预算，它开启了长达16年的赤字预算。1973年近似狂热的繁荣过后，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7%后，随着收支逆差激增、英镑汇率下挫、通货膨胀加剧，英国经济终于崩溃。
英国1973年前未出现财政赤字这一事实也对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即“民主赤字”理论提出了质疑。这一理论预言民主政府往往会面临赤字，其原因是选民赞同提高公共开支却抵制税收。前文已有论述，20世纪选民人数高于直接纳税人人数，被认为是这种政治诱导型赤字的根源。但就英国而言，赤字财政仅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情况亦是如此。
然而，英国和日本也可能只是“民主赤字”理论的两个例外而已。如表2所示，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法国和美国已成惯例（1890~1913年除外）。意大利一直以来都面临赤字（即使在对选举权有严格的纳税额限定的时期）。不仅如此，过去和平时期从未达到过的高额赤字在1970~1999年随处可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其传统预算一直保持盈余（即使在战争时期），而此时它也突然改为赤字预算。尽管英国的反凯恩斯主义政府努力控制财政政策，但赤字预算仍在延续（1988~1990年除外）。“缩小赤字”的说法曾在修订过的《公共部门借款规定》中出现，它也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预算方案的关键目标。奈杰尔·劳在1988年更是豪迈地表示：“今后，零公债才是标准预算。”到1994年，英国财政赤字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3%。事实上，如果以旧的标准衡量，这个赤字额将会更大。撒切尔执政期间，通过减少资本支出，以及将出售国有资产（即私有化）的收入记为经常性收入的做法，掩盖了真实的赤字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