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第1章到第3章论述了从征战国家到福利国家的演变历程。战争的高额成本促成议会制和行政机构的建立，但在20世纪，它们有了自己新的发展方向，即将资源从战争开支转移到平民就业，以及用于国民财富再分配。
阐述这一演变历程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1898年英国政府财政状况和1998年进行比对。1898年，英国政府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1998年，相应比率为39%。1898年，财政预算最大项目是国防开支（36%），其次是偿还债务（21%）和公民政府（20%），而教育、艺术和科学的预算仅略高于10%；1998年，最大项目的公共开支为社会保障（30%），其次为医疗（17%）和教育（12%）。1898年，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国防开支和偿还债务，现在分别占总支出的7%和9%。税收收入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898年，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为国内货物税（29%），其次是关税（19%）、所得税（15%）和遗产税（13%）；1998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是所得税（26%）、国民保险缴纳金（16%）以及增值税（16%），遗产税收入不到财政总收入的1%，而关税只占0.5%。
由此可以看出，将预算用做资源再分配的一个工具，这种做法古今无异：1898年高占比的偿债预算项目所起的资源转移作用并不比1998年的社会保障项目低。但不同的是转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为战争融资而形成的累退性质的再分配体系，转而成为一个以弥合财富差距为首要职能的再分配体系。
看到福利开支正迅速增长，我们可能要问：“人们的纳税能力是否有个上限？”正如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所说：“没有什么比花公众的钱更轻而易举的事了，这些钱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将它出手相赠的做法实在很有诱惑力。”但即使是最倡导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人士，也会对此划定一个上限。工党内政部长罗伊·詹金斯就曾在1976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你不可能将公共开支再提高60%，而同时又保持这个拥有充分自由选择权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我们目前已靠近于社会民主政治的边界。”
事实上，政治家们无须为自己划定某个边界，因为经济的现实约束已然存在，它说明了为什么国家的公共开支和公职人员的增长不能超出某个限度，即公共开支不得超过国民产值的一半，公职人员不得超过就业人口的1/3。如若不然，其中一个负面效应在前文做过论述，即报酬渐减发生前，超过课税强度所能达到的上限，不仅会降低税收收入，而且也会阻碍综合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跨时预算约束”：政府借款额的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