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都不尽相同。在14、15世纪，间接税几乎构成了英国王室全部税收收入，但到16世纪50年代，其占比仅为1/10。在16世纪中叶，间接税占比只有5次超过50%，而在共和国时期，其占比仅为20%。直到18世纪50年代，间接税的占比才回升到70%~80%。在19世纪上半叶，虽然关税税率持续下降，但这个比率没有太大变化，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降低税率能够提高税收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验证。而和平时期所得税的引入，更证明了如果没有直接税，自由贸易政策也无法维持帝国主义的扩张。
格莱斯通有个精妙的比喻，他称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如“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她们被引见给繁华的伦敦社交界，每个都妆奁丰厚” 。格莱斯通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梦想着废除所得税，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否出于道义……还是作为财务大臣，我一直认为对这对姐妹花应致以同样的敬意不仅是符合规范的，更是一种必要的职责。”但在他执政期间，直接税的收入占比一直处于相当低的水平。1832年他进入议会时，仅关税和货物税就占了税收总收入的70%，1875年，该占比仍为64%。直接税的收入占比只是缓慢攀行，从1868年的1/3升至1910年的57%，1920年，一战及后继费用将这个比率抬升至70%，直到1975年，这个比率才再次刷新，之后直接税税负开始下降，在行文之际，直接税收入占英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旧政权时期，法国的直接税占比较高，其税收收入约为财政收入的41%，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帝国末期，法国直接税收入占比为43%。之后情况开始翻转，这部分是由于那些靠测估来课征的税收缺乏弹性。从1815年到1913年，直接税占比持续下跌，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34%下降到第二帝国时期的24%，到一战前夕，该比率为13%，而间接税收入占比则从22%上升到55%。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平等意义上的公正原则在法律上不断被强化，但在现实中却不断被违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直接税又有所恢复，1920~1945年，直接税的收入占比从26%上升至52%，但在1950~1975年，该比率则为37%，1997年也同样是这个数字。
虽然直接税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否已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尚不清楚。普遍观点认为，英、美选民降低直接税的意向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减弱，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英国选民如果觉得提高所得税能够改善公共服务，他们就愿意支付更多。现实情况是，由于国际间技术移民的壁垒已经消除，相应的，国家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20世纪70年代惩罚性的高边际税率也不太可能重现，但我们也不能说降低直接税税率，其税收收入就不会增加。而对于非直接税来讲，它的优势在于征税成本低，并且不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相比税率为70%的所得税，人们为了规避70%的烟草税选择移民的可能性更小。但另一方面，过高的间接税会助长走私和黑色经济。所以现代财政部长应该像格莱斯通一样，对姐妹花致以同样的敬意，虽然两者对纳税人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