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税运动最频繁的国家莫过于旧政权下的法国了。不断上涨的税捐和地租成为对农民收入的双重压榨，终于在1548年引发吉耶纳地区纳皮多农民反抗盐税的暴动。各种名目的5%的消费税也因为民众的抵制不得不在1602年和1643年两次被废除，而直到17世纪60年代，在多菲内和吉耶纳地区，也只能借助武力才能征得此税。1648年，反抗马扎兰大主教财政新举措的抗税运动最后引发了法国全面大起义。现代法国早期其他抗税运动包括：1624年库尔希省农民暴动，1635年吉耶纳地区反对葡萄酒销售税起义，1639年诺曼底农民反对取消盐税免税权的起义，1675年布里多尼地区反抗印花税运动，无怪乎历史学家们把税制问题看做是法国大革命起因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造成1789年前税制累退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税体系中各类减免和豁免规定（见下文），而不是税负负担的总体水平。
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言，“既想施以重税又想讨好人民，就像既想坠入情网又想保持清醒一样，无人能够做到”。如此一来，汉诺威王朝的横征暴敛引起民愤也不足为奇了。1773年一群暴民包围议会，高呼“废除奴役，废除税负，废除木鞋”，这才暂时性地取缔了罗伯特·华尔普尔博士的税收法案。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有趣的地方在于此类抗议从未像其他地区一样演化为大规模叛乱，这也部分验证了“对穷人的必需品应相对轻徭薄赋”这个道理，当时英国的白酒、葡萄酒和烟草的税捐要高于啤酒、蜡烛、肥皂、淀粉和皮革，而且也仅对麦芽、马匹和牛油这些农产品征税。而18世纪对小麦、面粉、面包征收“大众税”（“公平”价格）时，遭到反对的是自由市场，而并非财政政策。
英法两国在18世纪不同的经历，说明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不是间接税税负的轻重，而是应税商品的范围。19世纪，对面包课税仍是引发城邦贫民动乱的一个关键因素。揭示面包税深远政治影响的一个有力例证是，它在威廉王朝为德国民主党争取支持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关税收入在1913年只占公共部门收入的10%，而且根据现代算法，贸易保护的效果只不过将面包价格提高了不到8%，约相当于普通劳工家庭收入的1.5%。但是“昂贵的面包”为“军国主义”买单的说法（即谷物关税收入用以组建德皇家海军部队），成为政党争取选票的有力武器，它也是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同样，1900年后，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受挫的原因，也在于谷物法废除之前人们通常将关税与面包的高价联系起来。1905年的自由派会议上，老太太们被抬上讲台追忆19世纪40年代，提醒选民们自由贸易前那万恶的日子。
而对法律操作或其他程序的征税，即通常所称的“印花税”，却很少招致争议。这是由于就其属性而言，此类税别的税负通常由富人承担。法国后来对印花税尤为倚重，到1913年印花税和注册税税收达到其总收入的1/5。但也有一则反例，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对美洲殖民地的法律文件、报纸、卡片以及骰子征税，这一法案在招致强烈反对后只得被仓促取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引发争议的是一项税制是否合礼法，而并非它对人们所构成的财务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