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18、19世纪的其他德国州也颇具企业家精神，如乌尔登堡和黑斯–卡塞尔等州，而后者的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佣军，1702~1763年，雇佣军带来的收入支付了一半的政府开支。兰德格拉斯·威廉三世曾说：“这些军队就是我们的秘鲁。”到世纪之交，他的儿子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富翁之一，罗斯柴尔德家族仅靠为他管理投资组合中的一部分即走上金融巨头之路。俄国也有过富庶的王室领土资源，此外在19世纪还拥有庞大的铁路系统和重工产业。1913年，铁路系统的净收益占公共收入的8%左右。即便是19世纪被称为“守夜人帝国”的英国，从邮政、电话和电报等垄断产业中获取的收入也为总收入的20%。法国与之相较就相形见绌了，它的国有产业收入占比从1801~1814年的10%，跌至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时期的3%，随后在1848~1914年跌到不足2%。
国家垄断同样也体现在对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中国唐朝在758年开始对盐业实行垄断，780年朝廷收入的一半都来自盐业。同样，威尼斯、热那亚、锡耶纳、佛罗伦萨、法国和奥地利也都引入盐业垄断。盐业也通常与某种税负相关联，俗称盐税。俄罗斯同样也对盐业实行垄断，但1895年后，它对伏特加的垄断带来的利润更为丰厚。一战前，俄罗斯总收入的1/5来自它对伏特加的垄断。18世纪，法国对烟草的垄断为它带来7%的收入。俾斯麦为了不再依赖他所创立的议会，曾有几个半途而废的计划，其中之一就是要对烟草进行垄断。国家对酒业实行垄断至今仍相当普遍。美国国家和地方政府收入的约5%来自国家公共事业和酒类专卖店。国家博彩业也是如此，这些被垄断的行业有个共通之处，就是满足某种恶习的需求。这种垄断所获取的利润本质上是对饮酒者和赌博者课收的税负。就像这些恶习本身一样，这种垄断利润也难以令人放弃。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他在苏联发起的反酗酒运动，伏特加消费的下降导致这项来源的收入大幅下滑。
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时被描述成开发性的，以填补私人投资在重要战略板块的不足。事实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目的更为狭窄，即创造财政收入。在非民主政权的国家，这样的国有企业的确能够盈利，或至少收支相抵。但在许多民主制的国家和20世纪的计划经济国家，这种国有企业很快成为暗中贴补穷人的渠道，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海绵。隐性失业、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滑，意味着国有企业在1914年后通常成为国家资金的接受者而非创造者。有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铁路从一战前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变成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庞大的就业机构。1921年1月到1923年11月，德国在铁路上的开支构成了国家30%的赤字。铁路的亏损主要由于冗员，以及票价定价过低。纳粹时期，这种政策仍然延续，期间铁路雇员增长了近100万人。这与战前的普鲁士形成鲜明对比。
英国的国有化企业是又一个悲惨的例子。英国的产业国有化早在1945年之前即已出现：丘吉尔在1908年将泰晤士码头收归公有，而林业委员会、中央发电局、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客运局以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产物。1945~1951年，国有企业又延伸到煤矿、航空、公路、铁路、煤气、电气和钢铁业。无论这一举措背后的动机如何（避免失业和减薪的目的无疑优先于提高生产力和创收），它所导致的亏损是巨大的。1982年，资本核销和补助估计达400亿英镑，投资于国有企业的940亿国家资金给财政部带来的平均回报却是–1%。仅英国利兰汽车生产厂10年间就耗去纳税人30亿英镑。基于这些数据，撒切尔政府考虑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也不足为奇了。这些国有资产的出售所得金额约1 000亿英镑，这笔收入原不应记做经常性收入，但通常政府都会这么做，以便粉饰它的财政状况。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抱怨说这是家业贱卖，但这话没什么实质意义。财政部没有压低私有化公共产业的股份价值，而多数产业私有化后取得了高效益，这也使得这一政策被争相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