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有趣的是，马萨诸塞州是许多受过教育的杰出女性的家乡，而这里抗拒历史潮流的时间最长。根据该州1875年的人口普查，家庭主妇与管家、仆人、保姆及洗衣女工同属一种职业。已婚女性不是被机械地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两种。一些女性被列为“除了家务无事可做”的一类，还有一些用普查员的话说是“纯粹的花瓶”。（其统计方法不得而知，这类女性在妻子当中不到2％。）但渐渐地，该州的人口普查也不得不顺应潮流。到1905年，家务劳动被列入“无收入”栏，与学生、退休人员、失业12个月者和被赡养者同属一类。
英国的人口普查也经历了类似过程。1851年以前，英国的人口普查像美国一样，也以家庭而非个体为单位统计职业情况。在开始登记个人职业时，“妻子、母亲或主妇”被单列为一栏，区别于“被赡养者”即儿童、病人和老人，吉卜赛人和流浪者，也区别于“自立的女士和男士”。
从1851年到1871年，不列颠或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都是在著名的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把一个国家的人口看做是该国的“活资本”。在1851年的报告中，法尔把“夫妇”界定为一家之主。法尔还十分肯定养育子女被视为劳动的重要性。他在1851年写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就是人口的‘生产’。”到1861年，他又详细论述说：“这些妇女（妻子和寡妇）有时被看做没有职业的，但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职业，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的。”
可是，到1871年，一家之主被改成“户主、主人、丈夫或父亲”。到1881年，所有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的妇女都被明确地归入“无业”一栏。1891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人数与各行各业的男性一样多，然而英国的人口普查竟取消了妻子和母亲一栏，把母亲从创造性的人群中抹掉。为此官僚们也感到内疚：“但是，所有女性职业中最重要的……却得不到承认，这就是生儿育女，管理家务。”
那位了不起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这种大胆举措没有丝毫不安。1898年，在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马歇尔以德国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作为绝佳的样板，该项普查把妇女列为“被赡养者”。
在澳大利亚，妇女的工作同样被视而不见。到1890年，人口被分为两大类：挣钱养家者与被赡养者。做家务的妇女是“被赡养者”，与孩子及“所有那些依靠个人慈善或由公共税收负担其生活的人”同属一类。
这样，在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到20世纪初，家庭妇女是“被赡养者”这一观念如同科学事实一样被认可。货币收入是衡量人类生产的唯一标尺的观念支配着一切。在政府支持下，丈夫可以把妻子视为经济债务而非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