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阿琳·莱博维茨和一些学者首先发现，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关心孩子。显然，随着女性眼界的开阔和机会的增多，她们对自己的子女也会抱更高的期望。她们推迟育龄，优生节育，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时间和财力。在世界各地，在各大洲和不同的文明当中，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不再是“生”孩子，而是“生育”孩子，经济学家特德·舒尔茨将此称为人力生产“从量到质”的转变。
莱博维茨推测说，随着一般美国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多地参加有偿劳动，她们也许会在孩子身上花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她的预见惊人的准确。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报道说，人们在养育后代的问题上发生了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不仅在美国，几乎世界各地都概莫能外。例如，学者们进一步证实，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白人已婚母亲照看每个孩子（也就是喂饭、洗澡等）所花费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而这一时期妇女教育和发展机会的改善不亚于一场革命。总的说来，1985年，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比20年代要多。康奈尔大学的家庭经济学家基思·布赖恩特和犹他大学的凯瑟琳·齐克研究了20年代美国农场主妇们的生活日记，他们发现，主妇们的家务极其繁重，没时间照看众多子女中的任何一个。
社会学家还发现，尽管60年代以来母亲外出工作已形成潮流，但与那时相比，今天的母亲为孩子花的时间即使不是更多，至少也旗鼓相当。例如，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家莎伦·海斯发现，她采访的那些职业女性虽然日程繁忙，但使用的育儿方法比受教育较少的女性更细致、更费时。她们不仅同孩子多说话，多给孩子念歌谣讲故事，而且喜欢让孩子自主选择。她们不是命令孩子严守规矩，而是更喜欢协商，更重视培养孩子独立的批判式思维，这比单纯地立规矩要更费时间。但海斯也注意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现在都认为，生儿育女是件严肃的事，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海斯说：“那些外婆们向我承认，她们女儿在自己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要比她们当年多得多。”
华盛顿的桑德拉·艾斯宾诺莎是有两个孩子的已婚母亲，她是这种母亲意志的绝好证明。她在儿子小学附近的一户家庭做了6年全职女佣。又有5年多，她一边做女佣，一边教外国人英语。她每天必须早上6点半起床，给家人准备早餐，给做机械师的丈夫备好午餐盒。然后，她乘公交车穿城赶到授课地点，课程从早8点开始，到下午2点半结束。然后，再乘公交车到第二个雇主家，那儿有一大堆脏盘子、凌乱的床铺、一大摞脏衣服和其他杂务等着她。4小时后，晚7点，她动身回家，回去还要做晚饭、料理家务，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干呀、干呀……
这些年里，艾斯宾诺莎太太最关心的便是几个孩子。她和丈夫从没有单独外出吃过饭，也没休过假，没有健身时间。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教堂和孩子。
她的儿子拉斐尔是我儿子的朋友，他在母亲的鼓励下，参加了夏季课程的额外补习班。由于她的努力，儿子获得了名额很少的夏季奖学金，去参加由市里举办的体育夏令营，他还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商船旅行，这也是桑德拉给找的。她从不错过任何一个访校日或家长会，特别是正值孩子十二三岁的敏感时期。当女儿丽贝卡获得为西班牙裔女孩设立的学院奖学金时，桑德拉才第一次走出那座城市，送女儿到弗吉尼亚上学。
我最近和艾斯宾诺莎太太聊过，她告诉我，她最终决定减少工作量，把那份女佣的活儿辞掉。她说：“我不能再干了，太累了，我都43岁了，孩子们都挺有出息，我也要歇歇了。”
桑德拉·艾斯宾诺莎太太的辛苦努力说明了，尽管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士竭力想证明母亲外出就业的潮流如何影响了孩子的成长，但事实并非如此。就业的母亲们在马不停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