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本杂志叫《信使》，某个阶段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像是位信使，从一个乡村跑到另一个乡村，在田间搜罗各种信息，汇聚成文后“打马还朝”——没有马的时代，这些文章也不是卖与帝王家，而是出售给普罗大众。
这本书的文章大多是信使搜集工作之外的乡村生活的副产品，2005年从上海去北京工作，开始了常人很难想象的周游生活。尽管《三联生活周刊》已经给予了我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可是像我这样多思多想多欲望的人，还是希望有另外的东西成为自己的载体，加上本身又无可救地钟爱着老电影，于是在散漫和混沌中有了这些文章；又因为写作不是为了发表，所以有了更多的无聊句式和古怪画面。
一方面周游，另一方面则是想念，对我生活了十多年的中国城市的“他者”——上海的思念，所以里面有不少文章是写上海的，有点草率，是略带轻薄神态的深情回忆。按道理，本来应该是北京上海的双城记录，可是在高频率的游走状态下，成了更广阔的多城记。
感谢三联的众多师友在最困难的时候的帮助，尤其是李鸿谷，我们叫他李大人，要不是他逼迫我周周出差，也没有这么极端的反弹；感谢蔡小川，他奇怪的忧郁儿童气质是我一直幻想而不得的气质，这些气质成就了书中的照片；感谢我的朋友李世强，不少文章他都读过批评过鄙夷过，让我知道自己才气不高而贪婪有余，难成大事——不过我一直就只有做白日梦的时候才幻想成就大事，清醒的状态下从来不。这么多琐屑无聊的快乐，已经足够支撑起来我们并不美好的日常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