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吃花生酱，夏天家家卖蒸制的冷面，上面居然洒的也是稀释的花生酱。第一次吃我完全愣了——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小餐馆，估摸不是开给游客的，就是那种少生意的本地人的店，有几个中年人在漠然简单地吃，其实也不难吃，就是平淡一些，很索然，感觉是吃了完全不可吃的东西，例如嚼了报纸，白喇喇地空虚。
冷面实在不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但是在上海，这么非理性的饮食之地，一切都昂然下去，弄得我到了北京满街找芝麻酱凉面吃。有次去当年尚未倒闭的北剧场看戏，和一个不太熟悉的女人看戏前随便吃饭，她高个子，有北方女人的快乐和寡淡。犹豫了一下，就把她吃了一半的芝麻酱凉面吃了，面不改色，实在是好久没吃了。她大概觉得我在追求她，也就没说什么。她一直在和人闹恋爱事件——有阵子完全不工作地闹，所以很容易想到那方面去。
上海繁荣的花生酱把芝麻酱排挤得完全没了踪影，要在大超市里才能找到。要么就要在一些古怪的地方才能找到，家人甚至转了两次汽车去康定路一个菜场买。有次从北京坐飞机，随便往包里装了两瓶芝麻酱，安检的时候，那个满脸晦气的女人看着这玩意就生气，但是也没让我开盖检查，大概她也嫌麻烦。我庆幸没有，当时空落落的旅行包，就装了它们和两件白衬衫。
吃真是重大的事情，不过现在过于丰衣足食，没人再那般看重这种仪式，我们往往是和偷情者的吃喝次数多于和名正言顺的那个人。偷情偷得好，吃起来也分外地骁勇——好像莫言写过的爷爷和奶奶最初相识的那几天，在床上的生活——吃都是利用性交间歇，所以吃得快，多，猛烈。偷情不好，当然吃得也索然——大仲马的小说里，火枪手去找吝啬的老情妇借钱，被迫亲热之后，她把一只瘦得皮包骨的母鸡做成汤，然后仅仅撕下一只翅膀给他——这么黑色幽默的饭局，只有老女人和包小情人的老男人才能做到。
新婚夫妇的胖，当然也是性和食物的双重刺激。鲁本斯的画里，人人皆肥，看《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当年欧洲最发达的荷兰是吃的集散地，资产阶级肯定比封建领主吃得少而普通，但是胃口一定更放肆——灵魂自由的缘故。
其实张爱玲也写过非婚者的饭局，《阿小悲秋》里的哥尔达，虽然长得像块半熟牛排，吃起来还是毫不动摇，约女人吃饭总是那么几道菜，对面吃饭的女人全都是鱼水之欢。细想想，1940年代的上海风流男人还是比我们现代人有礼仪，上床前至少还有顿常规饮食，现在的419却是几乎不沾饮食的边，来了就做，做完快走人，成为无数人的原则——哪里还有得吃？大概只有性太满足，期待第二次的，才会鬼祟地笑容满面地去吃。
要么就是凄凉版，找不到性伴侣的老男人为了延迟小伴侣的跑路，请他尽量多吃点，《荒人手记》里写过。
另一场非婚饭局是曼桢和世钧最后的晚餐，前面那么多次同桌都不算，始终有外人，他家或她家的家里人总在旁边，嘈杂的，拥挤的。可以想象张爱玲的婚姻态度——即使两人成亲，大概也还是一样地杂乱，热闹而无趣，是中国古画里的行乐图，看着和实现着，都是乏味而捱时间的，花哨而破败。人最少的时候，他们吃饭也是三个人，小说开始的地方反复出现，证实恋爱期吃不是主调。恋爱中的人大概是饱满的，成天食也不知道味，就算是在厨房中堆满了调味品，真正吃的还是爱人的身体和气息。可是世钧和曼桢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真正没干扰的时候，可是这餐饭，已经有“我们回不去了”的招牌在那里，所以吃的什么我们根本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