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大城市越能接受一个人孤独吃饭——香港大概是最明显的例证：窄小的空间，即使是正规的餐馆，稍转眼睛，也可以见周围人的低腰裤里露出的内衣边，穿着崭新的女办事员因为没成女结婚员，也就不吝惜在这里大卖送，可是神态间总有点沧桑。大家都是寂寞的，也就不怕寂寞以种色相展露。
茶餐厅当然更是个人天地，抬头就是对方盘里酱色的豉汁，里面包裹着各种形式的肉类，不由分说让人想起“麦兜”影片里凄凉的饭单——不是纸包鸡、鸡包纸那个，是另外一个鱼丸没了，粗面没了——简介了一切基本茶餐厅饭式。
绿叶菜倒是不常见，大概贵的缘故，只有郊外生菜一味。刚去的时候，因为贪婪，常常叫“四宝饭”，其实不过就是各种脆的红的浓的肉和皮的组合，乳猪皮脆得像油纸，简直不是能吃的东西，因为慕着虚名，也就咽进去了，好像是年轻时看的香港电影的若干片段，在体内坚硬地活了一次。
最好的一次经历是晚上的荷李活道，因为想买古董唱机上的某个小零件，所以晚上晃了去，没想到那些虚亮的古董店全部关了门，只有灯光悠悠地照着那些橱窗里的小人：蓝花瓷像的小人儿，各种造型的，最经典的大概是挥舞红宝书的，看着，只觉得现代人的荒凉的浅薄——一点没有反讽之意。
除了政治波普，再就是大量的佛像，冷淡地、机械地，在冷光下对一切漠然置之——谁会把它们搬回家？也就是毛姆小说里那些在远东寻找机会的投机者吧。那时候才觉得想吃东西，借实体来温暖身心，没到荷南美食区，就近找了家面店，显然是家开了许久的小店，没有新开张的那种虚张声势，双拼也不到一般茶餐厅单浇的价格，就毫不犹豫地吃了猪手牛腩的双拼，端上来是满满一盘，连我这么贪馋的都吓住了。牛腩有种烂香，大块大块的，一点都不香港。红光满盘，好的食物，都是有光泽的，这可不是广告里那种浅薄、淡漠、无生气的光。
在广州的破旧老区里也能吃到这种牛腩面，不过必须得忍受不开冷气的待遇。老城区的街坊店，大概也不至于那么省电费，而是习惯了夏天敞开门面的纳凉方式，卖票女人削薄的发，有广东人深奥的眉眼，细看却是没有内容的。
里面的伙计全是当地人，跑来跑去地端面——上海也有这类半凋败的街坊店，全是中年人当道，做的是最一般的家常便饭，很难吃到好吃的，都是只可充饥的食物。这一点和广州香港等南方地带不同，不知为什么。上海人天性懒散？我这碗柱侯牛腩面的浇头盖满了面，灿烂的深红，没弄明白什么是柱侯，倒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买些蚝豉去炖冬瓜汤。广东街市充满了这种无生命的干枯小物，在汤里悠然又活了一次。
一般的店是放两片生菜在面里，可是此小店随意，放了点空心菜，有种出奇不意的清香。广州大概是大陆唯一有资格写“小吃札记”的城市，种类繁杂，人对食物有基本的尊敬之心，在西关那些蓝花玻璃窗下吃饭的老人，也有种对食物的赤诚热爱——可惜这里没个舒国治。
越往北方，越少一个人吃饭的地方。尤其是小城，一个人吃饭，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宾馆餐厅里难吃而昂贵地打发，要不就是在街上吃碗面条。一个人进大餐馆，简直就不被接受——大概还是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远去的缘故，陌生人在小城里注定不能进入主流社会，除非有当地人作陪，餐馆也是主流社会的表象。
有次是在安徽寿县，那个小城的城墙十分完整，加了些红绿旗帜，说是当年穆桂英在此大战过，可惜是荒诞的传说。倒是失修的清真大寺可以一观，中式的屋顶，记载着以往的中国回民的流亡历史，一群老头在檐下安然地下象棋，象征不变的秩序。找了几家餐馆，都告诉我没座位，小城实在不能接受一个人进饭馆大吃大喝。
仔细想来，一个人在这种小城市进餐也确实奇异——要不是来出差的，有当地人作陪；要不是来走亲戚的，也会有人簇拥，没有我这样的孤零者——还这么馋。后来总算找了家不大不小的店，进门就是一窄桌，腻答答的。不由分说地坐下来，在门口做菜的大个子不耐烦得很，这次的理由是没菜了，我把桌子一拍，说，我一个人叫的比他们几个人的都贵，为什么不给我做？叫了个土鸡汤，一半都没吃掉，小城也没有打包的习俗；另外叫的鳜鱼干脆就挑选了特别小的一条——开始我还觉得是歧视，不过马上也就安于这种歧视了。
坐下来后，他们态度顿时好了，大概也想明白了反正是赚钱，半好奇半无聊地问我来自何方，双方你来我去，好像演了场《寻亲记》——最后还送了一碟凉拌杏仁。哪里像在大城市吃饭那么清淡无趣味！不过在大城市吃饭，可以选择窗边位置，像马二先生一样，“他不看人，人亦不看他”。也可以像我这样，仔细打量别桌客人，或者干脆透过玻璃窗看路人，不时生出佛祖所警告的淫心嗔心嫉妒心鄙夷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