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搬上银幕或荧屏，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些影人愿意飞蛾扑火，是他们有严重误解，误以为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你想，假设有一亿人关注王家岭的电视新闻，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进一步多看一眼银幕版，该片不就大获成功了吗？这其实是非常弱智的想法。事实上，这一亿人是银幕版的潜在死敌，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死定了——如果你亦步亦趋复制新闻故事，你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如果你搞一点虚构和延伸，你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吗？在重大事件上，用虚构去比拼真实，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影视艺术者切莫把自己错当成新闻工作者。新闻记者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越及时越好。某些纪录片拍摄者实际上充当着记者的工作，他们记录下原始的真实，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未必需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影视工作者对于重大事件则需要一定的距离，是指时间而非空间上的距离，即需要沉淀与反思。凭借一腔热情拍出来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就好比人在气头上说的话，过一个星期回头看，多半会发觉不成熟。倒不是说感情饱满的兴头上不能有艺术的表达，抗战时期产生了很多歌曲，包括我们现在的国歌；2008年大地震，催生了一批诗歌，都是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的作品。但故事片有点像长篇小说，不适宜短平快的情感抒发，它需要见树又见林，既深入进去又跳脱出来，需要高于生活的情怀和视野。
1976年唐山地震，三年后，出现了《蓝光闪过之后》这部故事片，获得次年百花奖最佳美工奖，大抵是对片中特效的肯定，但那是在国人（包括电影工作者）没有见过国际水平特效的前提下。不是贬低该片，这是一部颇有诚意的作品，但具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我不相信今时今日影迷依然会感动，不信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来试试。这种局限不仅在技术上，还有政治上。在1979-1980年，“人性”还是一个贬义词，是别国落后的东西，中国人是不能也不应该具有的。因此，我不会责怪影人，他们即便有超前的觉悟，也于事无补。我有理由相信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更能逼真反映那场悲剧。你尽可以说，冯小刚剧组里的成员亲身经历唐山大地震的肯定没有《蓝光》剧组多；但冯小刚和他的创作人员有30多年的历史“距离”，他们具有世界水准的特效技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这个大写的“人”字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及更为自由的表达。
几乎所有带有国殇性质的事件，像样的故事片至少要十年后才能问世。越战结束于1975年，《野战排》诞生于1986年。其实1968年就有《绿色贝雷帽》，但片中那种支持战争的所谓爱国论调现在回头看会让美国人脸红。一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但《西线无战事》则产于1930年。其实，电影的童年时代不乏宏大的战争片，其中鲜有经典，从本质上讲，不是技术难度，而是视野不够开阔、不够深邃。二战片多如牛毛，从战时到战后一直没有停歇，但我们数一数那几部真正的经典，如《桂河大桥》1957年，《最长的一天》1962年，《拯救大兵瑞恩》1998年，《父辈的旗帜》2006年。其实战后的头十年出过不少作品，光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就有《战场》、《晴空血战史》、《血战莱茵河》等，但并没有取得经典的地位。唯一在时间洗涤下没有褪色的，是1946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黄金时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1946）。
《黄金时代》的故事跟拍摄时间几乎同步。影片讲三个归来的战士，首先是回家的喜悦。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位有妻室的，他跟妻子在家里重逢的细节，妻子那不敢相信的表情，十分感人。但影片没有停留于凯旋的陶醉，它很快进入另一个层次，探索军人回家后的心灵空虚。战争犹如吸毒，不管是否好这一口，停下来都会或多或少不适应。这个主题在《拆弹部队》挖得更深。第三，就是重新回归和平生活的实际问题：找工作，还有与之相似的，伤残军人的生活。当其中一个退伍军人向恋爱女友脱下外套、露出假肢时，一直蒙在鼓里的观众同样必须拷问自己：你能接受他作为国家的英雄，但你能否接受他作为家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