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般来说，贸易体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努力还是承认的。虽然美国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塑造和操纵贸易体系，但是美国确实改变了贸易体系，而且比任何国家改变的都要多。
下面我们就把美国主导的这段历史与今天的主导，特别是与中国的主导相比。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一贯实行估值偏低的汇率，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且数额巨大，并导致其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万亿美元的水平。自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汇率政策在美国已经具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这些都使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显得更像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然而，美国为改变中国的政策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见成效。
美国威胁要采取单方面的贸易行动，但是这些威胁并没有转化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立法行动。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纽约州）和鲍勃·格雷厄姆（佛罗里达州）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全面的关税，而这一提案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2010年10月，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的效力明显很弱，因为与1971年尼克松增收进口附加税相比，它的影响力仅限于一小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这种在行动上的无能从中国不断上升的主导地位上可以反映出来。在美国，针对中国的行动不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针对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采取强硬行动可能会很受欢迎，但是就资本——美国的公司们——来说，它们的态度充其量也就是模棱两可。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和主营对外出口的企业实际上可能从中国估值偏低的汇率中受惠良多，而其他在华投资的或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报复性行动面前——如不让它们参加中国的政府采购合同竞标——却是不堪一击。因此，美国只敢动口，不敢动手。考虑到美国在10年前还能强迫中国彻底开放其农业、商品和服务市场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现在中美之间力量的平衡显得更为突出。
当然，中国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其经济实力。比如，吸引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让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利可图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美国贸易行动的目标，但是日本却没能成功地抵御针对其采取的贸易措施。日本当时在经济上没有中国今天这样重要，而且日本通过限制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失去了在美国创造一个利益群体，让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说话的机会。
即使中国能够通过其对外投资规模和对外投资的战略性运用来抵抗美国行使其权力，中国也只会间接地这样做。例如，中国将其盈余用于向非洲提供援助和投资，还运用其经济规模来加强同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中国提出援助建设一个巴拿马运河的替代设施，以此来推动哥伦比亚未来的发展，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最近，中国提出要购买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以此来预防或减轻欧洲金融市场的混乱。（2011年4月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西班牙时，西班牙总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说：“中国是西班牙最好的朋友。”）
中国的汇率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造成了影响。但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并未提出质疑，而美国却独自承担起促使中国改革的重任。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国现在拥有了更多的盟友和更少的批评者，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通过金融和贸易关系来消除潜在的反对声音。如果所谓主导地位就是不做他人想让你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中国的美元储备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把主导权送到了中国的手中。
美国影响力日渐衰落的另一个例证与贸易有关。今天，多哈回合谈判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很复杂，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关于是否结束此回合谈判的问题上矛盾重重。但是，在2000~2006年间，美国的总统是共和党人，国会也被共和党把持，这样的一个组合会更有利于贸易的开放。但这种组合既不能减少来自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对声音，也不能成功地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