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车队已经抵达金碧辉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但是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并不是独自前往。因为2020年的大选产生了一个分治的政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为了打消金融市场对其贷款与限制条款一揽子计划可信性的疑虑，坚持美国国会的两党领袖都到场，以此表明两党都将在立法上通过这一计划。（然而，美国却依然能够顶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压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则是美国政府依然存在的权力分支。）
中国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份额拥有者，并且支持该组织在2018年进行投票机制改革。同时，中国在该组织中拥有否决权，因此，如果美国想要获得融资来稳定其债务状况，以满足债券市场的话，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美国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这个条件带有惩罚色彩，因为大多数成员都受惠于中国的贸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国能够很容易地联合它们使美国的融资项目流产。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条款清晰、具有法律责任，并在增税和减支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此都不怎么欢迎。美国政府必须出台国家增值税，重新将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至40%，制定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检验方式，并且大幅减少国防开支。总统面无表情地接受了这一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冷静的注视和两院领袖的围攻下，总统在详细写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条款和条件的意向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一幕瞬间传遍全球。相似的一幕发生在1998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抱着手，沾沾自喜地看着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亚洲的眼里，随着这一签名，主权和自尊亦不复存在。而今天，角色出现了大转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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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仅仅是一种幻想，抑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现实？美国的主流舆论明确地排除了第二种可能。美国自我认知的一个中心信条就是，其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容威胁。这是因为，一旦其经济地位受到威胁，那就意味着美国将遭受损失，而美国迟早要面对这一挑战。中国也许正在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美国也可能更多地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各展所长。然而，中国的威胁既不迫在眉睫，在强度和广度上也不足以将美国从掌舵的位置上挤下来。此外，如果美国能够将自己的经济搞得秩序井然，那么来自中国的威胁就能够得以化解。
拉里·萨默斯在2010年卸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顾问之前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在这个信条背后潜藏已久的狂妄自大（或者说是自满）可见一斑：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历史——一个充满恐惧和忧虑的历史。但是，这些恐惧和忧虑都被为捍卫繁荣而采取的坚决果断的行动所驱散。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局长就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发出的警告所说的一样，该国工业增长率在10年中始终保持每年8%或9%的增幅将会大大缩小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艾伦·杜勒斯在1959年对苏联亦作出如是评判。在苏联面临解体之危时，《哈佛商业评论》在1990年中的每一期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文，称冷战已经结束，德国和日本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我们现在又听到了同样的论调。有关美国衰落的预言自美国建国以来就不绝于耳。但是，这些预言在一代代美国人中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促使他们进行革新。我坚信，只要我们对未来存有忧虑，那么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面临着众多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也拥有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灵活、最具活力和最具创业精神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让公民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