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可能的政策关注的是殖民地内部的发展。如富兰克林所说的，认为美国革命不可能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最初几十年极度缺乏计划的激情。1754年在纽约召开的奥尔巴尼会议上讨论的计划，原本打算将包括征税在内的重大权力赋予各殖民地议会下院提出的“大议事会”（Grand Council）；但这个联合执政机构如此大权独揽，连各殖民地议会自己也一致反对这个计划。1754年，英国贸易部哈利法克斯勋爵起草了关于军事、印第安事务的跨殖民地合作计划。这份计划要温和得多，但却遭到了查尔斯·汤森的抵制：“众多不同殖民地选出各自不同的代表，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同时还因嫉妒和积怨对彼此怀有敌意，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怎么能通过一项关于共同安全、互惠互利的计划。”汤森认为殖民地议会也不会通过资助联盟所必需的《供给法案》：由于该法案会逐渐控制每个殖民地的经济，这违背了“连他们自己也已认定的王室专属的古老特权”。
然而即使殖民地议会真的为自己去“追求权力”，也不能就此认为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就连人们认为是革命催化剂的人—托马斯·潘恩也不认为革命就是殖民者们酝酿已久的结果。1776年他的《常识》在费城出版，其中提到了1775年的殖民者政策：“不管问题双方提出什么，最后都会归结于一点，即与英国结盟。唯一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一方打算用武力，另一方则打算用和平交好的方式……”用杰克·格林的话说，“只要在沃波尔内阁的调解下那脆弱、不稳定的关系仍然存在”，大西洋两岸背后对彼此“潜在的不信任”，并不会“成为英国与殖民地关系分崩瓦解的有效因素”。当时显然没有理由预测这种关系即将终止。鉴于殖民者认为自己所进行的宪政实践是大西洋两岸共有的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认为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不过，作为新移民，潘恩并没意识到他的主张明显与现实有很多抵触。潘恩落户北美之前，早在18世纪60年代初，许多殖民者的政治言论已在短时间内从赞颂作为英帝国的一员享有的自由，转变为对英国社会大加抨击。在他们看来，英国社会已经陷入了腐败和暴政。正如戈登·伍德的观察，“正是由于对英国宪法的普遍而热情的欢迎，让美国革命变得具有讽刺意味、让人难以理解—美国革命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忽略这一点”。打着英国宪法的旗号，“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英国人珍视的古老传统……然而，不断地强调要追求的并不新鲜，只是想要回到旧体制、回到英国宪法的根本，这不过是外在的假象”。
美国革命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殖民者自己也对这个传统的观点提出了反事实假设。18世纪60年代，《印花税法案》所激起的反应认为，废止新的法律条文，一切都能得到平息。约翰·迪金森在畅销书《宾州农夫信札》中对1767年汤森征税法案的反对也是持这种逻辑。政府也许会有错误的举措，“但这些举措并不能解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义务关系。错误可以得到纠正；激情也会逐渐消退。”1769年，富兰克林写道：
近来开始有人呼吁：有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和解方案？我们一定要在内讧中毁掉自己吗？前不久有位阁下在人前问我有没有这样一种方案，我的回答是，这还不简单，就几句话—废止法律、放弃特权、撤回军队、返还钱财，恢复旧的征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