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们普遍相信其发展的正确或必然的社会中，历史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俗的意识形态、普遍的宗教信仰还是共同的乐观主义—这样的社会都会用高超的思想技巧，抹去重大决策者们（不管他们是睿智还是无知、有没有预见力）曾经面对的诸多可能性及其可行性和吸引力。尽管英国算得上这方面的典型，但就对历史的重新编排而言，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文化能比美国做得更系统、更成功。“美国例外论”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集体神话，其根源可以追溯至美国的建国时期。很少有美国历史学家敢于认真地用反事实方式去质疑美国的“天定命运”，这并不奇怪。少数作家想象了美国如果没有独立会发展出怎样的历史，但也往往是把这看做玩笑之谈。新国家成立后，早期的历史学家至少曾经试图避免新教传统天命观强调的历史必然性，也尝试过关注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但这种做法只是昙花一现。人们普遍用天命注定来解释和赞美美国的独立，以致无法看到在现代西方历史中存在着两个最重要的反事实假设。如果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也没有发生法国因参战而背上的沉重债务，法国的旧秩序不见得会在1788~1789年，崩塌并以广为人知的结局而告终。对1776年的历史提出反事实假设，不是为了照顾英国人的情绪，而是为了指出人们有可能避免那一系列“重大的”国家革命（1789年革命被看做美国独立战争的后续，摧毁了整个欧洲的旧制度）。欧洲的历史学家欣然接受这一系列崩塌并为之欢呼喝彩，对作为导火索的美国革命的必然性完全不加质疑。
因此，缺乏对美国本土这种自满情绪的外部质疑也是法国大革命不为人所注意的遗留问题之一。然而，鉴于北美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更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于这段历史缺乏建设性批评的参与。有部分原因是很清楚的：1783年的独立似乎使得美国问题不再是英国历史内部的问题，而成为了一个独立话题的开始，一切问题和答案都只与它自己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缺乏从英国角度对美国历史的反事实假设进行分析，折射出的是英国历史本身也缺乏这样的分析。直到最近，当英国历史学家认为实际的结果看似能够接受时，他们也很少会去考虑此前可能会发生什么。“对历史的辉格派解释”所含有的目的论色彩几乎与美国历史中的一样。辉格派历史学家或许也会对过去进行反事实的假设，但目的只是为了要强调这种假设本质上是令人厌恶的、难以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许会把反事实的假设当成鬼故事听，没事讲来吓唬吓唬自己。
不过，有一些作家大胆地重提了英国历史上公认已经盖棺论定的一些问题。杰弗里·帕克采用一个反事实的结构，试图寻找1588年西班牙军强大而英军较弱的证据，并思考假如西班牙军队登陆英国、取得了哪怕很有限的军事胜利，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康拉德·拉塞尔对传统观点的颠覆则引起了更多的争议。他假想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战胜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军队，对此他的解释很有些讽刺意味，而且抛开了短期的偶然性，将天主教和绝对君主制在英国的胜利归结为深层次的长期因素。约翰·波科克仔细考察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意识形态结果，指出如果不是因为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统治阶层也绝不会剥夺他的王位。这些反事实的提问都有其充分的理由，那么如拉塞尔提出的，既然1688年光荣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必然的，我们也很难不对美国的革命提出反事实问题。原本可以避免的那些事件不会因为被冠以“革命”一词就具有了特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