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失败迫使国王在1640年对政策和人事进行调整，导致传出了朝中正进行着一个“天主教阴谋”的谣言（包括阿伦德尔、埃塞克斯和霍兰被解除指挥权，为保证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得贷款的谈判也已经开始进行等）。而如果1639年战争胜利了，则会消除可能导致谣言的诸多因素。霍兰、埃塞克斯和汉密尔顿（他们都是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者）都称得上是无懈可击的新教徒。霍兰、埃塞克斯都曾在欧洲以新教徒立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汉密尔顿曾在1631年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新教圣徒英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并肩作战—此时他在朝中最亲密的盟友则是查理一世王室财务总管亨利·文爵士，他在1639年成为查理一世“最信赖的顾问团”的第三位成员。这三人地位的增强或许能抗衡1639年因战争胜利而有所增强的天主教在朝势力，并削弱天主教阴谋控制朝廷说法的可信度。查理一世也许还会对罗马教廷使节以礼相待，但不再需要低三下四地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罗马的资助—因为这种谈判明显会严重破坏君主制的公众形象。
当然，如果认为1639年胜利会让查理一世政权的反对者完全销声匿迹就太过天真了。那么，可能有哪些地方会引发反对呢？即使平安渡过了苏格兰危机，国王无疑还会面对朝中关于教会权力合法范围问题的派系斗争。英国国教在朝的影响引发了枢密院（在彭布罗克郡、诺森伯兰郡和索尔兹伯里郡等地，大主教也颇受人们蔑视）对教会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地方上，教权主义无疑会日益严重，地方的乡绅已经不安地发现教区的牧师最近被任命为治安官，正逐渐取代自己在季审法院法官席中的地位。这种现象会引发因优先权和司法权而产生的个人争斗和无休无止的口角。但是如果苏格兰军队被击败，这些矛盾都还是可控的。劳德与枢密院同仁间的关系无疑还会继续是个麻烦问题，但1639年的胜利让大主教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能够在兰贝斯宫安然地寿终正寝。
苏格兰仍然还会问题不断。此前的君主都付出了代价，击败苏格兰是一回事，而掌控苏格兰则是另一回事。誓约派反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显示，即便1639年查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苏格兰还是会给政权找麻烦。不过，只要查理能牢牢控制住英格兰，誓约派余部的反抗就不算什么大事—就像伊丽莎白时期一样，虽然16世纪晚期的爱尔兰时常制造点乱子，但政权并没有受到实质的威胁。而且，誓约派的领导者中也存在着派系和个人的争斗。如果查理1639年获胜，誓约派中强硬派（如阿盖尔伯爵）和温和派贵族（如蒙特罗斯）原本于1641年夏天的分裂完全有可能提前发生。
1639年后的10年必然是政治和经济都需要稳定的一段时期。这取决于查理一世自17世纪30年代早期就表明的外交立场：避免对外战争。与西班牙基本不可能发生战争。从1638年开始，枢密院就极力主张与西班牙结盟；到1639年6月，贝利埃弗尔惊慌地发现英国和西班牙关系的变化时，提交报告认为大多数枢密院官员都收了西班牙人的养老金。在1640年的加泰罗尼亚叛乱之后，西班牙在这10年里都没有对英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另一方面，与法国的战争倒是有一定的可能。查理在1638年对黎塞留的死敌玛丽·德·美第奇（法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还有随她一起抵达的一群暴躁易怒、立场不同的政要（包括旺多姆公爵和苏比斯公爵）提供了庇护。然而，由于法国全力投入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国内又有少数保皇派的滋扰，根本无暇与英国开战。与荷兰的商业竞争对英国构成了潜在的冲突因素（17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就是例证）。但就目前而言，英国、荷兰两国关系仍比较友好（尽管1639年荷兰海军上校特龙普为袭击西班牙舰队侵入了英国海域），而且1641年查理一世女儿玛丽与西班牙奥兰治–拿骚家族王子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联姻也巩固了这种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