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美国证交会也卷入进来，宣布根据现有“证券法”，未能送达股票的券商可以欺诈罪受到指控，但证交会基本上还是把这一团乱麻留给纽约证券交易所来处理。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若干监管权力（自律性的），实际上这些权力也是证交会先前授予它的，所以现在证交会指望纽约证券交易所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纽约证券交易所会面临关门的可能。12月，“未达”交易量超过40亿美元，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又显示，在所有交易中有25%~40%的交易至少有一次是属于“不知”的，看来已很清楚，券商正在赔钱，资本受到侵蚀，需要施以救助，或关门停业，才能阻止客户资金的普遍损失。毫无疑问，这样的不利结果会对股市前途造成严重损害。
纽约证券交易所在新任总裁罗伯特·哈克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在情况最糟糕的券商当中，哪些该存活下去，哪些该倒闭。菲利克斯·罗哈廷是该委员会的关键人物，他采取行动，迫使一些券商之间进行并购。委员会想避免券商破产清盘，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此而设的紧急应变资金，在任何大型券商倒闭时，万一不够使用，客户的资金将会丧失。在出了问题的大型券商中，有一家是老式的、出身不凡的海登斯通公司，它是美国排名第三的经纪券商。1970年，这家券商快速亏损，资本已降至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底限以下。它无奈地落入一家本不相配的公司之手，由这家公司来拯救自己。这家公司名叫卡根–柏林德–威尔–雷维（有时也被称做“生菜裹咸牛肉”），是一家创立不久的经纪券商，好争强斗狠，由一帮好斗的纽约人经营，其中的一位股东桑福德·威尔（昵称“桑迪”）也从这家公司开始出道，后来有了长达40年的华尔街职业生涯。
当时还发生了其他很多并购，包括一桩令人大为惊异的并购。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创始人罗斯·佩罗特一夜暴富，此后不久，他居然于1970年年底收购了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这是一家规模大且问题很多的零售经纪券商，为人冒失而此时身价不菲的佩罗特认为可以扭转局面，通过运用自己计算机方面的专长和管理才干，让它腾飞起来。其实，这年早些时候，他就旋风般地打入华尔街，谋到两份生意合同，一是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分析计算机系统，一是协助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拯救计算机系统。收购之后，佩罗特捋起袖子，亲自上阵。他几乎立即采用了好几个新的想法。公司每个星期六也照常上班。管理人员和工作表现优异者的津贴要大幅度削减。员工必须放弃奖金和加薪，以此为挽救公司作出贡献。引进财务会计和其他控制制度，以减少公司面临的风险。为使公司状况改善，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杜邦–格罗尔–福刚公司心怀怨恨的雇员和经理一个也不接受。佩罗特深感诧异，公司的重要员工竟然揭竿而起了，其中多数在别处设法觅到了工作。不能另找东家的人，干脆办了退休，靠积蓄和投资过日子。这些被看重的资深员工，宁愿让公司垮了，也不愿屈服于佩罗特羞辱他人的权威。他们的行为让佩罗特惊惧不已，认为他们道德败坏，几年后，他退出这一行业时，还低声嘟哝着他们道德败坏。但是，到佩罗特投资这家华尔街公司时，全行业存在的后台管理系统问题已开始好转，两年的危机看来结束了，其间有100家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券商销声匿迹，或者说被迫并入了其他公司。始于1969年年初的熊市，也有助于这场危机的解决，股价和交易量都走低了。
与此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交会大力推动建立中央股票存储库这一项计划的实施，如此一来，不必再将股份凭证到处推来推去了，所有券商也加速将后台操作实行计算机化。1970年，美国国会创设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万一有哪家经纪券商破产，倒闭时仍欠客户账户上已缺失的现金和股票，则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可以作为投资者的第一道防线。
时至1970年，券商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要想在证券行业活下去，其各个控制过程和行政管理过程成功实现计算机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当然，从此以后，为实现数据处理系统的现代化以及使之延伸拓展，花去了无数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