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月之后，我正在商学院的课堂里上课，一位年轻女士突然走进来，递给老师一张便条。老师抬眼找到我，打手势叫我过去和他说话。
“院长要见你，在他家里，马上就去。”
这样的事情在哈佛商学院通常是不会有的，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我深信我们住的公寓楼已被炸毁，里面的人均已丧生，或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我赶紧动身，匆匆赶到院长的家，这是一座很显眼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大房子，我此前从没来过。敲开门，我向一位男管家模样的人作了自我介绍，他便引我来到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几分钟后，走进一位身形矮小较为年长的男士，他身着笔挺整洁的三件套西装，上衣挂着一根老式的金表链，皮鞋擦得油光可鉴。我起身和他握手，身高米的我，立在他身旁像座塔似的。
“我是西德尼·温伯格。”他说道，发出含糊的口音。
这怎么可能呢，我心想，这并不是我在纽约见过的人。
“你愿意到高盛工作吗？”
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高盛留给我的印象多么深刻之类，但又说现在为时尚早，我还没有开始求职面试。
他问我是否贝克尔奖学金获得者，也就是说第一学年是否属于排名前的学生，我照实说，我不是。
“嗯，如果你愿意勤奋工作，我们或许可以为你提供一席之地。会有人与你电话联系的。”接着，他站起身来，再次和我握手，离开客厅又回去开会——他先前为了和我谈话暂时离开了。我出来后连忙跑到图书馆，在《名人录》里查到了西德尼·J·温伯格。原来，刚才与我说话的，是真正的西德尼·温伯格。我查到自1930年以来，他就是高盛公司高级合伙人，并且显而易见，他在公司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他仅受过8年的学校教育，但与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等几位总统都私交很深，是美国企业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董事，一度在多达35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同时也是哈佛商学院的一位监事（由此可知，那天他为何出现在院长的家了）。此外，我还得知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小西德尼·J·温伯格和约翰·利文·温伯格。两位都在高盛公司任职，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最初那位神秘的西德尼·温伯格，也就是通常在高盛人称吉姆的那个儿子，他在康宁国际公司兼任董事。我猜想，康宁公司的人曾致电小西德尼·J·温伯格办公室，办公室告诉他们怎么找到吉姆，吉姆便见了我，又告诉了他的父亲。
哈佛商学院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这一级大约有800名学生，第一年就分为八个组，每组约90人，所有的课程800人全在一起上，教室是像圆形露天剧场一样的地方。暑期实习之后，我们在一起讨论所见所闻，也畅谈心目中毕业后想去的地方。我们组里有一位文雅自信，爱穿正装的纽约人，名叫史蒂夫·芬斯特，他才华横溢，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对金融和华尔街似乎了如指掌。他暑假期间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毕业时却被安置在五角大楼，作为“精明小子”国防分析师中的一员服役数年，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工作，麦克纳马拉也曾是哈佛商学院的明星学生，此时是美国国防部部长。史蒂夫认为，我们组除他本人之外，有三个学生应该投身于投资银行这个行当：一是迈克尔·彭博，史蒂夫引导他投向所罗门兄弟公司，这是一家风格粗犷、注重交易的公司，对论资排辈和出身正统与否毫不在乎；二是雅德·雷斯，史蒂夫曾向摩根士丹利的数位上司褒扬推荐他；第三个就是我。史蒂夫一听说我与高盛公司的接触，便鼓励我努力在高盛谋职成功。我接到高盛邀请，回纽约又接受了几次面试，不久之后的圣诞节高盛就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在高盛所接触的人，都使我感到舒服自在，所以我虽一直在与其他公司接触，但认定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机会，于是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为我开启了一个延续33年之久的事业，其间，我从业务助理做到业务副总裁，再到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直到1999年高盛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有限合伙人为止。事实上，我们这几个史蒂夫所劝荐的人，最终都落脚在他为我们所选的地方；他自己从美国国防部退役之后，加盟雷曼兄弟公司，也像我们一样成了合伙人，专门从事错综复杂的公司重组业务，并且因为聪明有才，在这里被人尊敬地称为“教授”。当时我们班去了华尔街的，还包括汤姆·詹姆斯（就职于雷蒙德詹姆斯公司）、维克·西蒙斯（在保诚证券）、汤姆·韦瑟尔（在蒙哥马利证券），这三人后来都成了所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我们全班在华尔街供职的，人数可能大大低于5%。史蒂夫·芬斯特日后不幸身患癌症，告别了华尔街，加入哈佛商学院的教员行列，在哈佛大学服务了几年。他还鼓励雅德·雷斯和我登上三尺讲台（雅德后来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同时自己作为迈克尔·彭博的顾问，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并在彭博资讯公司董事会任职，直到1995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