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我的专业怎么办？还有一个，是我要面对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偏见。留在哲学系，可以继续研究伦理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课，我上了这么多年已经非常喜欢它了，我现在最喜欢上的就是这门课。为什么呢？它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学生一开始来的时候普遍不喜欢，你要通过你的教学慢慢地让他们喜欢。当他们有很大的收获，就会变得依依不舍。这种成就感，是在其他课堂上没有的。
再有就像我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仅是从人格上、学问上，而且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理想上，都非常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这个时候，要让我放弃马哲课，我是舍不得的。当时还想着，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我还可以做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只是讲课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我研究伦理学的角度已经马克思主义化了，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想集中在伦理学方面。
就这样我离开了哲学系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有老师开玩笑说，我从人院到了马院。虽说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但走的时候还是非常难受，在家里哭了好长时间。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后，在学院领导的倡导下，我作出了一个放弃伦理学专业的决定，找到了另一个学术归宿。我们都是从不同的院系、不同的专业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里，需要我们上主战场、打硬仗。
一开始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放弃伦理学，后来我觉得，以前的伦理学尤其是自己做的国际政治伦理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来说属于比较边缘的研究方向了。再有呢，我觉得自己的伦理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再往上走已经很难了。所以，我也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重新找到了要做的事情，我决定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原版文本的解读。这就和我的特长联系起来了。我的英语学得比较好，对语言的兴趣非常大。所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后，我开始准备自学几门语言，来解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时我提出了倡立“共家学派”的设想；在清华大学2010年春季本科生素质课《追寻幸福：中国伦理史视角》的第一次课系统讲授了这个设想；2010年4月随清华顾秉林校长和袁驷副校长率领的清华大型“百年校庆”访美团，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国大学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的英文演讲和会谈时，就“共家学派”的倡立与美国学者进行了交流；在自己此后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讲座过程中，关于“共家学派的倡立”的想法，得到了来自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不少有识之士的支持，特别是我义收的学生们的支持。
在清华园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沾光者，一种人是争光者。我是作为清华的一个沾光者存在的。什么是沾光者呢？就是你对于这个园子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你多不了什么，没你少不了什么，你的位置是可以替代的，只是你得到了这个机会而已。有的人能够从沾光者变成争光者，而有的人则可能终身都是沾光者。我这个沾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争光者。本人自知天资很差，再加上醒悟过晚，身体也一直不好，不知什么时候生命就会完结，余生尽全部努力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还算让自己满意的学者，当然就成不了清华的争光者，更不可能成为“共家学派”的创始人。
幸运的是，清华的大气、清华哲学系八年的培养、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集体营造的宽松的学术氛围、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辈们的指点、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同事们的共同奋斗、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行政人员的悉心关顾、清华学生们的大力支持，都使得我敢于提出那么一个“天大”的梦想。如果说以后我对清华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在清华做了个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我建议全民族的每个家庭，都从小就按共家学派大师的要求培养孩子。这样培养孩子，即便是失败了，他拥有的才能也足够让他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