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需要以同样的力度向中国无产阶级展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迟到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展开的。像俄国的经验——比如与英国的经验相比——表明的那样，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根本就不一致。应该在国际前景中展望中国今后的发展。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这个制度将成为中国与世界革命的政治联系。在过渡时期中，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工农的性质。在它的经济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占优势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成果中获得尽可能高的份额，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利用国家资源。
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就是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它完全彻底地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作为这个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成就。如果中国革命在其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它很快就会纠正自己，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可靠的，很快就会争取让它们承认自己，在新的基础上提供租界、获得贷款，总之，进入不那么屈辱、少些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但仍是深度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对苏联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场。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才能开辟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共产党的充分独立，它在展开的旗帜下争取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没有这点，谈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前的漂亮空话来掩盖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组合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组合。
协助“给国民党输工农的血液”（多么庸俗的说法）的纲领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工农的血液也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工人这样流的血，不是为自觉的阶级任务流的血。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就成为国民党员，即被小资产阶级三民主义精神进行加工过的无产阶级原料。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工人应该受到共产党的培养。为此，在国民党没有被其他更加符合革命现阶段的组织所取代前，共产党在保持与它的必要合作的情况下，应该有
充分地、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地领导工人斗争，用列宁主义对抗三民主义的可能。
但是，也许文章作者想象出了古老的、真正的马尔丁诺夫式的前景。先是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在中国孟什维克帮助下吸足了工农血液的国民党把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在此之后，即在所谓的民族革命的孟什维克阶段之后，就轮到布尔什维克阶段了：退出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脱离，把农民从它那里争取过来，把国家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很可能，主导作者的概念是由他所不理解的1905年的两个层面——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构成的。但是，应该称这样的前景是迂腐的胡说。不能两次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一次是以资产阶级精神，另一次是以无产阶级精神。当然，如果我们妨碍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和利用革命形势，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向群众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对劳动者事业的忘我的忠诚的话；即使我们在让共产党继续充当国民党的奴隶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目的，那个时刻早晚仍会来临，即无产阶级先锋队过迟地、很可能不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而且可能会彻底放弃政治。欧洲工人运动的过去为中国革命无产者提供了如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相应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很容易采取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我们在波兰的例子中看到了这点。曾几何时，毕苏斯基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年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裁者、“萨纳奇”制度的头目。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之一？曾几何时，他还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他的全部过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和军队中为他赢得分量和权威，而他利用这个资本进行彻底反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政变。是否有人想说，在国民党中找不到自己的毕苏斯基？会找着的。现在就可以指出候选人。如果波兰的毕苏斯基需要30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演变，那中国的毕苏斯基从民族革命过渡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
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发展的速度都加快了，一个震荡接着一个震荡，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学习。不独立的共产党为国民党提供工人，它的政策是，为在中国更加顺利成功地建立法西斯专政准备条件，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那时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将被迫与国民党断绝往来。
孟什维主义甚至在其革命“鼎盛”时，也不想成为提高到全民族任务，尔后是世界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水平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只是充当民族发展的督察，在这种发展中，预先给无产阶级的党划定了从属位置（促进、推动、输血等）。但是，对历史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督察的觊觎，总是在实践中暴露出它的迂腐和愚蠢。孟什维克在1905年充分暴露了这点，考茨基稍晚些，但也同样彻底。
在与民族依附性斗争的意义上，民族革命是在阶级机制的帮助下完成的。中国军阀是阶级组织。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成熟的”队伍，为了不让中国走向十月，或哪怕是半十月，它不希望中国的二月革命。这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也在加入国民党，在其中形成了内在的制动器，它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明天它就想依靠轰炸南京
1927年3月27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炮舰以领馆工作人员和牧师被杀为借口，炮击南京，导致平民12人死，19人受伤。——译注
对革命下层施压，首先是给无产阶级戴上嚼子。只要共产党不服从以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为首的国民党，这就不可能得逞。在1927年解释这些真是不好意思，用这些观点反驳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的社论，就更加不好意思！
中国革命的地理扩展与它的社会深化齐头并进。国民政府手中的上海和汉口是两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两地共有工人约75万人。南京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大炮的轰击。斗争立即转入更高阶段。革命占领了汉口和上海，从而陷入了中国更加展开的阶级矛盾之中。不能再让政策以手工业者—商贩—农民的南方为准。必须或是面向无产阶级，或是面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面向数百万之众的底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以其南京屠杀表明，他们不打算开玩笑。他们是否寄希望于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中国工人，或中止土地运动？未必。至少，他们的直接目的不在这里。他们首先想迫使参与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明白，如果不打算落到世界帝国主义的炮口下，那么与底层破裂的时候到了。轰炸南京是在宣传买办的思想，即与世界资本的联系是拯救性的，它是强大的、它是联合起来的、它是全副武装的，它不仅能够提供利润，还能提供军事援助来反对本国的工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