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医生：霍恩和米勒
约书亚·霍恩大夫从1954到1969年在中国呆了15年。读者从他在1971年做过的有关中国的多次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为人。他在一次报告中开始便说：“当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想我要去传授外科医学。我认为我是稍微做到了一些，但我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学会如何改造世界，如何改造人，如何建设未来社会。”
霍恩在一家医院当大夫，并且在医院里组建一支流动医疗队。医疗队由医院主管人员、教授、内外科医生、护士、厨师等专业人员组成，远赴各地驻留一年，给没有医疗设施的当地人进行治疗和医学护理。
他们的流动医疗队到达工作地区以后，就在当地建立医校。这和任何医科大学附设的医疗学校完全不同。医疗队员和当地农民一同劳动，挖泥烧砖，砍木头造门窗，建造房屋接待患者和开办医校。整个培训为期三年，最终成果是培养出一批农民自己的大夫，或者用大家爱用的说法——赤脚医生。
汉斯·米勒大夫生于德国，1933年至1939年在瑞士学习医学，后来就一直没有回过德国。那时德国落在纳粹分子的魔掌之中，米勒是犹太人，被迫另外寻求出路。他也像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拿到一张到中国去的签证，来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实习医疗，随后从上海转到云南，随身携带600箱医疗用品，前往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抗战队伍。他随军转战各地，在前线救助伤员和帮助平民。
战争结束后他一直留在中国，并且应聘到长春医院工作。后来他从长春转到沈阳，到沈阳医学院任教，最后由沈阳来到北京，在北京医科大学任副校长。他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成果之一，是找到了乙型肝炎的治疗办法。他通过有关研究，开发成功一种治疗这种疾病的疫苗。米勒荣获多项奖励，1989年中国卫生部授予他“突出国际医疗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汉斯·米勒在1994年去世。
“双枪科亨”传奇
莫里斯·科亨是犹太士兵出身，一生冒险，表现出犹太人并不典型的双重性格。
科亨于1887年生于波兰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家人后来为逃避波兰的大屠杀而迁往英格兰。简单说来，科亨生于波兰，长在英格兰，到过加拿大，作为赌徒被抓到监狱里度过数年时光，是一个独特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1900年科亨被送进一间专门学校接受教育，因为有人告发他掏别人的腰包。1905年他有了改进，父母将他送往加拿大，希望他在加拿大一改过去的不良行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开始在一家农场打工，在那里学会了用枪。不过几个月，他厌烦了农活，跑到加拿大各省游荡，靠说唱、赌博和房地产经纪为生。
一次，科亨遇到一批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干活的中国流放人员，同他们相处融洽，经常在一起用餐，逐渐喜欢上中国人的饭菜。有一天，他遇上一家中国餐馆老板被抢，便毅然上前相助，将劫犯打倒并拖到街外。一个白人出来搭救一个华人，像这样的义举在当时闻所未闻。当地华人界热烈欢迎科亨同他们交往，邀请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满清政府的组织，于是科亨开始加入中国人民的斗争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亨是派驻欧洲的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名战士，他的部分军事职责是监管中国士兵。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很糟，他于是决定转向中国去继续寻求自己的前途。他帮助孙中山与美国“北方建筑公司”打交道，办成一桩与铁路有关的生意，结果成为孙中山后来的贴身卫士。中国同事称他“马昆”。他的任务是贴身保护孙中山，陪同孙先生参加会议和视察战区。他不会汉语，只会一些广东话，不过他同孙先生和孙夫人讲英语。科亨积极训练孙先生的军队，集中精力指导他们练习拳击和枪法。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射中负伤，从此身带两支手枪，因而得名“双枪科亨”。
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癌症病逝，科亨转为当时南方的国民党领导人工作，从此认识蒋介石。但他与蒋介石的接触很少，主要是为南方反蒋的领导人服务，帮助他们搞到枪械和炮舰，被授予将军军衔。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科亨参加抗日战争，于1941年12月到达香港，时逢日本进攻香港。他成功协助宋庆龄姊妹搭乘最后几班飞机离开香港。科亨自己留在香港继续进行斗争。12月底香港陷落，他被日本人投入监狱直到1943年。战后科亨回到加拿大，但经常访问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亨是少数可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来往的人物之一。他曾经给孙中山当过贴身卫士的光荣经历，是他有可能同时与台湾和大陆两方面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受到周恩来的款待。
科亨生前最后居留的地方，正是他开始他一生事业的地方——英格兰。科亨于1970年去世，安葬在英国一家犹太人墓地。科亨的父母是虔诚的宗教徒，而他本人难说遵守宗教教义，但从不否认他是个犹太人。1948年，他曾经协助以色列获得军火并帮助训练以色列军队。这就是有关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他竭尽毕生精力帮助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但同时忠诚于自己的犹太民族，在需要的时候出手帮助自己的兄弟——犹太人民。他独特的性格和经历，成为许多故事和历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