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呼沙博理“沙老”，他的许多中国同事说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在他的书中，字里行间充分表达出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说，“我对中国的依恋之情，比对生我养我的国家的感情还深。每三年我都要回美国探亲一次，而每次不等探亲到期，我就急于赶回中国。为什么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沙博理在自传中如此总结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给中国人民带来好生活，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和平和繁荣的机会。”
像李顿白一样向往中国革命圣地
西尼·李顿白是美国犹太人，从1944到1979年在中国总计生活了35个年头。战争期间，他密切配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工作，是为数不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之一。他在延安和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对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生活了解甚多。
说来许多外国人并不清楚延安这座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是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和圣地。毛泽东等伟人的生平事迹强烈吸引着我，我每次到中国都对自己说，一定要去访问延安这个地方。我还曾经到韶山拜访过毛泽东的诞生地和家乡。
李顿白在延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亲眼看到，他在这里遇到的许多知识分子都非常崇拜毛泽东。他在延安邂遘了一位中国姑娘并产生恋情，为此他险些被赶出延安。这是他与中国共产主义第一次接触的体验。
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李顿白与周恩来有着更好的朋友关系。他认为，周恩来善于与人交友。李顿白常对别人提到一段经历，说明周恩来如何对待不同的人。有一天，周恩来要到延安礼堂看演出，那里为他固定保留了六张座位。未想进来一位农民，看见位置空着就坐下去了。等周恩来到场，保卫人员要求农民让出位置，但让周恩来止住了，他让那位农民留坐在他的身边。保卫人员认为，不好让一位农民坐在这么重要人物的身边，周恩来这时说：“那我换个地方。”李顿白说，周恩来一向不摆架子，而且不喜欢听别人对他恭维。
李顿白还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曾经两次将毛泽东的口信带给美国，两次口信的内容相同。毛泽东说，他希望做美国的朋友，让两国保持良好关系。李顿白解释说，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只有美国能给他重建国家所需要的钱；其次，毛泽东不想依靠苏联。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两次口信都不予回答。李顿白认为，假如罗斯福当时决定和毛泽东对话，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可能避免了。
尽管李顿白和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被怀疑是间谍，有整整一年时间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此后在监狱里坐了五年牢，1955年获得释放。不过这还不是他唯一一次经受铁窗之苦，文化大革命期间李顿白遭受批判，1968年2月与其他外国人一同遭到逮捕。这次的罪名是他对当局的专政和官僚主义提出批评。他还被指控与刘少奇相勾结。直到1977年才获得释放，1980年3月迁返美国。
眼下他在美国开办一家咨询公司，依然自视为中国的好朋友。这是又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批投身中国革命的外国志士，虽饱受苦难，但依然不改基本理想，继续相信和支持中国。
在罗生特墓前献上石块
雅各布·罗生特出生在奥地利，在维也纳获得医学学位。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参加过抗议活动并因此数次被逮捕和禁闭。因为身为犹太人，他也和许多犹太人一样被送往集中营，面临被投入焚尸炉的命运。不料福从天降，由于中国天使何风山领事破天荒发给签证，他得以奔赴中国。
罗生特在1939年到达中国，因为有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份，不久便理所当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成为一名医务人员。他在山东期间受到陈毅元帅接见。罗生特献身人道主义事业，有时侯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这种精神使陈毅深受感动。陈毅为此特别安排他的职位，授予他医疗队长的头衔，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外国人授予的最高职位。
罗生特1949年回到奥地利探望家人，1951年转往以色列，目的是打听在以色列有没有幸存下来的亲人。这期间他多次希望返回中国，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能如愿以偿。1952年，罗生特带着无法返回中国的遗憾，在特拉维夫因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死后安葬在这个城市附近。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前来他的墓地祭拜。
我到过罗生特的墓地，在他的墓前献上一粒石块和一朵玫瑰花，向这位将信仰与宗教结合于一身的先人致敬。在坟墓上摆放石块，是犹太人的一种传统习惯。据说古人死后下葬是不封坟墓的，后人只是在棺木上面摆些石头。年复一年，坟墓上摆放的石块越来越多，渐渐堆积成石堆，最终演变成以大理石板来代替石块。所以今天用大理石保存坟墓，并在上面刻上纪念先人的铭文。
今天，在罗生特曾经工作过的山东省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旧址和哈尔滨犹太新会堂前，树有他的塑像，纪念这位犹太人战友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
1958年迈可出版了他的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他在书中描述了中国自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