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斯诺写作并首次发行这部著作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情况的可靠报道。斯诺是知名的跨国记者，而且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牵连，他关于共产党势力的报道和他富于同情心的描写，与他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抨击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方看来令人十分信服。这部著作一时间成为当时西方的抢手新闻。该书经1938、1939、1944、1968年多次再版，每版都有新的补充和修改。
对我来说这本书特别珍贵，因为它不但翻译成了我的母语希伯来文，而且我父亲手头收有一本，它第一次让我可以感知我的父母生活过的那个国度。我当时还小，对这样的书本没有太大兴趣，但父亲坚持要我阅读。我父亲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在哈尔滨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贝塔”组织，事实上是与国际主义相背离的。我相信，父亲所以要买这本书并且督促我去阅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也因为他赞同作者谈到的关于中国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许多事情的观点。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依然出现该书封面上那闪闪发光的红星。
爱泼斯坦70岁退休之前，一直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的编辑。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爱泼斯坦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世时，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爱泼斯坦2005年逝世时多人前来参加悼念，当中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党的其他政治局常委。
虽然有重大贡献和众多关系，爱泼斯坦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不能幸免于难，只因受到怀疑而被囚禁于北京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但他至死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像本书谈到的爱泼斯坦这样一些人士，尽管他们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饱受多年牢狱之灾，依然对自己的理想和所在国家保持忠诚。
爱泼斯坦原配夫人是美国人邱茉莉，她是为中国乃至世界整整一代学生所熟知的编辑，她是在中国出版的一部著名英汉字典的编辑成员。爱泼斯坦在前妻去世后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我有幸得她亲手赠送爱氏所著《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2006年6月6日她在书的扉页上签署：“亲爱的奥尔默特教授惠存。黄婉碧·爱泼斯坦谨赠。”我非常激动，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象征。他在书中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爱泼斯坦应当为自己头上的两只桂冠感到骄傲：一是作为犹太人，二是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他同时属于两种古老文化。
与沙博理取了同样的书名《我的中国》
1996年1月26日,沙博理的夫人凤子因病逝世，沙博理在追思会上说：“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这句话凝聚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之情。
我和沙博理一样热爱中国，而且我感到高兴，我在以色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和沙博理撰写的同样题材的一本书不谋而合，都取名《我的中国》。
西尼·沙博理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人，自1947年迁居中国，1963年加入中国籍。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在美国军中服役，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中国接触。他参加了一个时期的中文培训，未想到就此一生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当时美军分派他学习中文，是准备登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时的需要。沙博理达到了初级水准，并于1947年进入上海。命运为他在这里做了安排，他邂遘了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她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凤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罪名是反对毛泽东夫人江青，被软禁在家里长达十年之久，并被送到边远的农村里进行“再教育”，多年不得回家。后来她成为中国最卓著的戏剧评论家之一。
沙博理在中国生活58年，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并从事翻译和写作，出版了大量中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备受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一个目标是帮助外国人士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在自传《我的中国》一书中回答了各种问题，例如为何国民党统治走向灭亡，为何新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挫折和磨难。
